转帖医学史大集合贴——好贴楼楼看——日本废除汉医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影响

清歌一曲月如霜

“中医是否科学”问题的回顾、解析与思考（转载）

　　中医是否科学？这个简短的问题竟然成为困扰中医整整一个世纪的幽灵，百年来引发无数激烈争议。为了不让问题再延续整个二十一世纪，请让我们再进行一次回顾。

　　1、问题的回顾

　　“科学”一词来自近代，“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也起自近代，即“塞先生”（science）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在近代，“科学”在知识分子心目中一度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丁文江曾云：“说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的。说一种事业是系统的、合理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化的。”[1]当时人们认为中国一切学术均要重新系统化、条理化，故有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中国科学化”运动，在中医界则表现为“中医科学化”思潮。“中医科学化”其意即包含中医不科学在内。早在1916年，余岩（字云岫）已公开宣称中医不科学，他说：“岐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2]，因而主张“废止中医”。“中医科学化”虽然反对余岩“***”，但也默认了中医不“科学”，中医科学化主将如陆渊雷、谭次仲等人肯定中医有实用价值，但认为思维缺乏逻辑，且未有实验验证，中医科学化就是要补足这些方面，以“使中医观之谓之中医，科学医观之谓之科学”[3]。这里“科学”的含意，主要是指反“玄理”和提倡实验，实际是提倡“西方科学化”，个别人甚至还要“西医化”，***存药。

　　另一个对“中医是否科学”问题讨论的高潮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各种外国思潮纷至沓来，其中尤其是西方科学哲学，对不少青年中医学者带来较大冲击。在西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科学”的地位日益尊隆，“现代科学的文化效应使得科学家们成为唯一的人类的‘公认的立法者’”[4]，西方科学哲学也应运而兴，并在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波普尔、库恩等人研究科学发展史，试图从中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界划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从而把宗教、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心理学等非实验性学科全部打入非科学的范畴，俨然又成为“科学”的立法者。科学哲学传入中国后，尤其在中医理论界掀起波澜。与哲学界着重讨论知识的“逼真性”和波普的“三个世界”论，及其他科学界关心科学知识的进化等问题不同，中医怀疑论者重点关心科学哲学的科学观，即界划问题。他们根据波普尔、库恩等人的观点，或认为中医不能证伪，或认为中医缺乏稳定范式，只是前科学，甚至只是技艺等，结论多数实际都在否认中医的“科学”，或者用他们的说法说，中医只属传统的（自然哲学思辩的）科学，而不是现代（实证的）科学[5]。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科学”成为了一个类集，而不单纯是以前是否有应用价值的“科学性”之争，学科如能划归“科学”一族，则地位倍增，得到支持，否则黯然失色，甚至有沦为伪科学而被消灭之虞。

　　2、问题的解析

　　现代语言哲学认为，多数的争论都是前提的争论，来源于对语义的误读或误解，而前提一旦不一致，争论便无意义，是伪问题，可以取消，因此语言哲学致力于辨析语义，消除误读，从而消除问题与争论。实际上，“中医是否科学”问题的实质，从上面回顾看分别有三层含义，一是经验事实是否为真，即“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二是理论表达是否逼真，即“是否属科学理论”的问题；三是思维方法是否科学，即“是否运用科学方法”的问题。三层含义实际是三个问题，但在论争史上屡屡见到用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其他问题的情况，以致缺乏针锋相对的逻辑力量，造成思维混乱。实际应辨清三者以分别从不同意义上给予讨论和回答。

　　2.1对于“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我觉得争论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正视中医的社会存在现实，包括光辉历史的现实与当前发展的现实，问题应该不言自明。但也有例外，一是打着中医旗号的“伪中医”太多，败坏了中医名声；二是对这些现实也确有不同意见，例如余岩称中医几千年来只有“杀人”，否认历史的现实；近人也有声称“在临床已反复运用了两千多年的许多中医疗法，除了一点安慰剂效应外，并无实质性治疗作用”者[6]。对此除了让实践提供答案外，靠论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致上，当代中国医学界，包括中医科学化论者、前科学论者、技艺论者等，都还是肯定中医有实际疗效、有科学价值者居多。除了临床疗效的经验事实外，还有一种经验事实，就是实验研究。“中医科学化”论者曾乐观地认为，既然中医疗效确凿，所欠者只是没有为现代科学所认可的实验数据而已，那么只要补足这一步就可以成为科学了。在这种思想下，从“中医科学化”的近代到“中医现代化”的当代，医学界进行了大量的验证性研究，费时耗资、引人非议均在所不惜，也取得了一些可供引用的数据。但是人们也常常觉得多数实验结果与所要验证的理论似是而非，于是逐渐明白，由于中西医理论的异质，按西医的实验方法是无法验证或否证中医理论。所取得的数据似乎仅仅为了能用 “科学”的话去叙述中医，以让“科学”人士了解中医，这当然也有必要，但对于中医自身并无裨益，因而中医自身还是要回归中医理论。这些实验的事实对于“中医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而言，由于其方法本身的缺陷，结果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说明不了根本问题，只能仅供参考而已。

　　2.2对于 “中医理论是否科学”的问题，是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热点之一。讨论者运用得最多的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观点了。按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中医理论因不能被证伪是被认为不科学；或者按照库恩的观点来看，中医范式只是前科学范式（或传统科学范式）等。由于引入了科学哲学的一些概念，不少中医界人士，包括名老中医，对有关的概念并未深入理解，只是对其得出的“中医不科学”的结论反应激烈，可惜所回敬的“中医有几千年历史”、“中医有实际疗效”或者“中医有多少从业人员”之类的辩词，我们已经知道，这完全是歧义理解之后的应答，只适用于对“中医有否科学价值”含意的回答，因而当然被最注重逻辑思辩的批判者讥为 “感情用事”，或“破绽百出，不能说明问题”。[7]而如果站到了科学哲学的立场上，就会得出和批评者相似的结论，这是逻辑的当然结果。

　　按科学哲学论的观点，中医要科学化，并非单纯补实验的课而已，而要从理论上作根本变革。但是，从前面所言的中医科研的困境，以及现代中医的实践来看，变革了中医理论，也就失去了中医。面对这一难题，似乎中医只能永远被科学哲学排除在科学的大家庭中了。中医不见容于科学哲学的问题在于，依科学哲学执法的判决虽然没错，但“法”本身完善吗？波普也好，库恩也好，在立“法”之前，对西方科学史作过认真研究，得出的规律有其道理。但是，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并未包括任何一种东方科学（这里用科学一词似乎有点先验，或者称为东方学术），这种规律能否普适于东方科学呢，是否能普适于所有他们未接触过的“科学”呢？波普等人的逻辑中明显也有先验的成分，例如认为知识的进化一定要由新的学说取代旧的学说，而且取代一定是好事，这固然是从西方科学史考察得出的结论，但如果肯将中医学纳入考察范围的话，则中医学理论的相对恒定明显是一种异质的经验事实，这将用来证伪波普本人的理论呢，还是视而不见、排除在外呢？理论史上不乏理论对异端事实盲视的事例，这正是我所说的傲慢与偏见。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还未足以成为判别人类知识的绳矩。

　　记不清某一本哲学史著作在介绍科学哲学时提到，中国尚未有自己的科学哲学家。我一直觉得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没有出色的科学哲学家，就没有对科学哲学的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除外）。事实上，早就有人说过，中国当代只有哲学学者，没有哲学家。科学之母哲学的贫乏，已经对现实产生的不利的影响！我相信，对东西思维完整理解，对东西方学术完整考察之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科学哲学。

　　2.3对于“中医方法是否科学”的问题，同样地，我们也面对了大多傲慢与偏见。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医的思维方法是“取类比象”、“天人相应”、“直觉体悟”等，都属于低级思维，“缺乏对概念和观点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所包含的客观知识只是朴素粗糙和经验，按科学知识的尺度，必然被裁定为非科学的和反科学的”[8]。精确、定量等思维真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吗？分割式的从形成结构方面认识客观世界固然可以，宏观地从事物的运动规律去认识客观世界，也同样能达到深刻的程度。钱学森指出：中医理论和气功理论，可以成为未来人体科学的基础理论 ——“人天观”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等于认为中医思维更广博融通。中医方法是系统方法，它正好针砭了现代科学的弊病，对这个问题，最近有一种比较深刻而且无误读的结论，那就是：中医具有科学精神，但不具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而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方法实现科学精神的知识体系，“唯科学主义”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如精确与定量等，并不是实现科学精神的必要条件。[9]在医学实践中，定量指标众多的西医不见得解决了全部问题，仅凭一些定性指标的中医却能执简驭繁。当然中医也要现代化，舌、脉最好也能定量，但是不是因为还未有饥饿定量指标，我们就不能吃饭呢？

　　3、问题的思考

　　“中医是否科学”问题之所以历争不休，就因为它与现实中医的发展方向紧密相关。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自然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绝对化的否定道路，是余岩当年的“废止中医论”，解放初王斌及某些领导的“新中医勿须培养新中医” 论，以及日本的取缔汉医事件。余岩已成为历史罪人，王斌等人也已受到处理，日本汉方研究则步入歧途，不足为中国效法。比较多见的一种论调，则是认为“中医现代化必然纳入现代医学范畴”、“中医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融入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中去，为医学的发展而奉出自已的经验和思路”[6]等。这也并不陌生，近代“中医科学化”主将陆渊雷就说过：“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因而“自当采用西国学说”，“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10]这些理论，中心是采用中医治疗手段，但要用西医理论解释，倒有点“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味道。事实上，“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1]两个异质的理论系统，简单取代只能不伦不类，从而导致丢弃有价值的经验事实。这种论调的原因，是只用西方科学、西医药学固有模式印证和衡量中医药学的方法，将中医药学置于被审查的地位，亦是将现代医学拔高到了医药学终极真理的境地。事实上，现代医学虽然提出了医学模式的转变，但并未完全，医学模式的转变并非增开一些心理门诊那么简单，“社会—心理—生物”目前只是“社会”+“心理”+“生物”，比起中医药学多因素融汇一体的诊疗模式来说还差得远。中西医学或许融汇有日，但谈不上谁为谁“奉献”，例如从思维层次上，中医大而博，西医精而窄，中医可以涵盖西医。所以钱学森提出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12]。当然这么说也可能为时过早，现在最需要的是“科学”放弃傲慢与偏见，中医防止自闭与自大，各自共存，以自己的形式发展学术，服务社会。

　　现在的中医政策，“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存”，体现了政府对中医问题的务实态度，也体现了现代社会多元共存的社会事实。按界定中医为非科学的人士的观点，也认为这些政策值得商榷。事实上，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元科学”，注重逻辑思辩，与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太一样，虽然它自有其逻辑之美，但忽视了实践，影响有限。波普当年判定心理学、社会学为非科学，但这两门学科从未受影响。与实践相关的则是政策，政策从来是要受实践检验并指导实践的，因而逻辑上也许不完美，但关键在实效。所以，尽管学术界对中西医问题论争尚未已，但若等到有了结论再来发展中医，到时恐怕已无中医可发展了。相反，“摸着石头过河”，反而有可能在实践中豁然开朗，冲破屏障。

　　中医有实效（有科学性）既然是众口一辞的事实，便有了发展中医的需要，而当前中医政策促进了全世界、多学科对中医的研究，因而也合理和行之有效，指引着一条比确正确的道路。相反，如果单纯从学术然角度看问题，并不顾实际情况去左右政策，则是用对“是否属科学理论”的一种解答来回答“是否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不但也“不能说明问题”，还可能在实践中碰壁。其后果难免将以余岩为鉴。在讨论尚在进行之际，陈可冀院士疾呼要有“宽容”与“兼容”的学术态度 [13]，昭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思想的多元现实。急于一锤定音，急于成为科学以及中医的立法者的论调，可以休矣！

　　参考文献：
　　[1]邓铁涛、刘小斌、李剑等《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6。
　　[2]同上书，230。
　　[3]谭次仲《中医与科学二集·商讨中医教材编订为负责诸公进一言》马来亚雪兰莪中国医学会出版，民国三十七年（1948），3
　　[4]大卫·格里芬科学的返魅《后现代科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4
　　[5]何裕民主编《差异、困惑与选择》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509。
　　[6]孙学刚，贾钰华，庞启雨。科学划界与中医医学与哲学，1999，（9）：12。
　　[7]同[5]，507。
　　[8]孙学刚，贾钰华，庞启雨。方法的力量，医学与哲学1999，（8）：25
　　[9]邱鸿钟。论中医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医学哲学，1999，（1），2
　　[10]同[1]，80。
　　[1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第三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559
　　[12]侯占元主编。《中医问题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8。
　　[13]陈可冀，王一方。五四以来传统中医的命运与选择。医学与哲学,199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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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地位低下是中国长期的思想积习


记得小时候我舅舅，他说：学医就算学到了顶，也就是做个“御医”。卫生部的专家应该算这个级别吧。不过，他说，古往今来，有几个“御医”能够名垂青史？！顶多在涉及什么宫闱秘史的时候提到一下，御医里最有名的不过是武则天的那个面首了吧。要说华佗、扁鹊、张仲景，这些名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也远远不如文人和政治家。因为，在中国，最高尚的追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人间正道是“学而优则仕”，而不是学而优则“医”。

后来高考前，老师曾对我说，最好别学医，“理工医农”，学医的都是理工科院校不要的，仅仅比农好一点。后来，我第一志愿录取到医学院，全年级几百号人，基本上没几个是第一志愿录取的，大多数都是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所以进校后第一件事，开学典礼加“稳定专业思想教育”，老师苦口婆心的安慰大家，“既来之，则安之”。

再后来，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他的孩子要高考了，在填志愿时来问我妈妈的意见。我妈说学医不错，结果人家孩子说，我才不学医呢，学医的在我们乡下，连个老婆都找不到！打死也不做老师和医生！

最近这几年，看病越来越难，也越来越贵。不少家长也会鼓励孩子学医了，可是其出发点并不是认为医生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而是因为“可以收红包，挣钱多，来钱快”，“家里有个学医的，看病方便”，或者“医生不会下岗”。

我同学，是个妇产科的博士。她男朋友是法律系的博士，就曾经好奇地问她：妇产科，不就是接生么，需要读到博士吗？！其实她男朋友人挺好的，很善良很正直，连他都会这么说，普通老百姓对医生的态度可见一斑。

而在西方国家里，医生一般代表着博学、有知识、学问高深、人品高尚、可以信任……

只能说，国人对医生的看法是多年来的积习，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善的。只能希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医生的地位也能够越来越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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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颜色”感受“道学”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世界，那就是灰色，混沌之色，此乃阴阳不分，清浊相混，混沌之色。
混沌分化，清阳上升，浊阴下降，变为二色，即为黑白，黑白二色，即为阴阳两界，又好似太极两仪。
黑白再分，即为红、黄、蓝三色，三色等量混匀，化为黑色。黄+红=橙色；红+蓝=紫色……..
按照道学来解释：
道生一：为混沌之色。
一生二：为黑白两色。
二生三：为红黄蓝三色。
三生万物：红黄蓝三色，不同的比例配伍，则可化为万种颜色。
道存在于万物之中！



万物负阴而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
阳者，有阳中之阴，有阳中之阳；阴者，有阴中之阳，有阴中之阴
此四者，分别对应“木，火，金，水”四行
四行，若“土”行缺如，则无以承载及运化，是故须有“土”，五行方有承载及运化，生相生相克之妙味

五行形而下于脏腑辨症：心肝脾肺肾，此为五脏，对应火木土金水，分属三焦，脾土位于中焦，为后天之本，脏腑运化之枢纽。李东垣强调厚土，不无道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出自道德经，其“三”为“二（阴阳，天地）”所生，其层次无法与“二”相比。
主贴的意思：“二”为黑白两色。“三”为红黄蓝三色
实在不伦不类

中医，源自道家文化，很朴素地以相取类，于今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甚至可以说非常落后，非常不讲道理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在千年以前的老祖宗而言，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并且经过千年的实践，瞎猫也逮到了很多老鼠，可笑的是千年以后的“当代中医”，墙上芦苇，瞎JB弄。




我个人一直有一个疑问，问过巍斑竹，但解答实在非常不令人满意。

阴阳五行既然是解释自然界万物的理论，为什么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范围这么窄？？？只有周易风水，道教和中医。为什么只用在对人体进行辩证？？同自己的理论思想是对自然万物的合理正确的解释非常矛盾。

我曾向魏版提出为什么不能用阴阳五行去造飞机，汽车，发明电磁发明水洗马桶？巍版的回答是反问为什么不能用量子力学盖大楼？说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理论有不同的适应范围！，，非常可笑！！！确实正确，不能用量子力学指导盖大楼，但可以用同源的力学，物理学，数学指导盖大楼。巍版的回答恰恰其实反问了自己，为什么阴阳五行是对自然界万物的概括，却只能指导人体，不能指导其他万物，不用说飞机汽车，盖楼，也没看见指导兽医，植物学农业，，，说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为什么能且仅仅能指导人体呢？？？？
按道理也可以辩证一下万物吗？比如修理汽车，飞机，电视，电脑时候，也辩证一下这些东西，，比如像楼主一样辩证一下颜色。。。推广到狗，猫，蔬菜，水果，，，用在天气上更合适，比如取消卫星天气预报，，，用阴阳五行预报，，，

还有电，磁，引力场，强弱相互作用是金木水火土中的什么呀，光是什么呀？



恕我直言，以上文字实属呓语。

1. 依照楼主的高论，先有黑白二色，将黑白二色（楼主未说明是哪一种）分解即得红、黄、蓝三色。
不错，红、黄、蓝三色的染料“等量”混匀的确可“化为黑色”，但逆过程却无法实现，即无法将黑色分解为红、黄、蓝三色

2. 有高中物理基础的人都知道“颜色”实际上是“光”的一种性状（即波长）。但楼主看来未能理解“光”与“色”的联系与区别： 红、黄、蓝三色染料混合可得到黑色，但如将此三中颜色的光混合，得到的却是白光，为何？ 而白光是可分解为红、黄、蓝三色光的，而且还可进一步分解为赤橙黄绿青蓝紫；按照楼主的高论，这些色光与白光，哪个是鸡哪个是蛋？

3. 世上有白光，却无“黑”光；严格来说，黑色本身不能算是一种颜色，无光（任何颜色的光）即黑；汉语中“黑暗”的反义词是“光明”而不是“白明”，对不？也就是说，如果黑代表阴的话，那么任何颜色（不仅仅是白色）的光都可以代表阳

4. 所谓颜色，只是光线中能被人肉眼感知到的某一（段）波长，即可见光。但光线中还存在大量人眼感知不到的波长范围，即不可见光，如红外线、紫外线等。如果黑色代表阴，白色代表阳，那么依照楼主的高论，这些在人眼中没有颜色的光是阴还是阳呢？还是我前面提到的非阴、非阳、非非阴、非非阳、非非非阴、非非非阳、...... ......？

5. 严格来讲，楼主所谓的“灰”亦算不上一种颜色，因为世上不存在“灰色”的光。所谓灰，只是描述某种颜色明暗程度的一个指标；可以有灰白、也可以有灰黄、灰蓝、灰红、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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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影像学中的哲学思维
摘要：超声影像不同于其他影像方法，多为个人进行，很少有共同会诊机会，故其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很大，在主观因素中个人思维方法起很大作用，所以为了提高超声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在实际工作中掌握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非常重要。
关键词：超声医学; 哲学思维
The Philosophic Thingking in Ultrasonography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ltrasonography and other’s medical image diagnosis such as CT and MR is obviously.The results of CT or MR is obtaind by a group of radiologist generally,but it is used to be gained by sonographer is by himself .So ,the thinking of sonographer is more important for his ultrasonographic diagnosis than other’s medical image.To improve diagnosis accurance for sonographer, it is more useful to use philosophic thingking when he make decision in his work.
Key Words: ultrasonography; philosophic thingking


超声影像学中的哲学思维
影像学的诊断原理为医生接受图像，再将图像通过自身的知识内存，通过思维判断得出结论。传统X线、CT、MR等影像手段都有固定的图片模式，医生通常将图片调阅共同诊断，这可将多名医生的思维及现有医学知识共同综合进行诊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诊断的准确性[1]。而超声影像却往往由个人完成，且大多要求迅速得出诊断结果，这就要求超声工作中不仅要有全面扎实的医学知识，而且要有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如掌握科学的哲学思维方法，将会在超声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客观反映
影像学是通过主观图像反映客观的人体结构，超声也不例外，其对客观人体的反映不仅表现在超声报告的描述中，而且表现在其诊断结论中。
1.1描述方面
通过描述病变位置、形态、大小、边缘、内部回声、周围情况、血流信号等，超声医生对病变情况可得出一具体印象。但超声反映病变的各方面有时也应有所侧重。如在巨大腹部肿块的描述中，应重点客观反映其有无包膜，与周围组织（包括周围脏器及血管）的界限，腹腔和腹膜后有无肿大淋巴结，有无其他脏器转移，因为此时了解巨大肿块周围关系及肿块能否切除是临床最关心的问题。而在乳腺小结节的描述中，除了准确的位置描述外，重点反映其良恶性的特征成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此时结节的形态边缘及其内有无微钙化成为重点。因为该结节的良恶性特征将提示临床下一步的治疗是继续随访还是近日手术。
1.2结论方面
由于超声图像只是对患者病理解剖的反映，不能代替病理，况且存在一图多病，一病多图的现象，其反映病变的位置、形态、大小、物理性质（实性，液性，混合性）是客观的，而对病变的性质是推断的结果，所以在超声结论中应多用可能、考虑、符合等推断性词语，这样也可为临床提供更大的思维空间，不应直接下某某Ca的诊断，因为所有疾病的超声诊断准确率都不可能是100％。结论中客观反映病变的位置来源及物理性质，推测其病理诊断，才能有助于临床得到客观准确的信息，避免误导。
2矛盾的观点
2.1认清矛盾的主次方面
超声诊断主要步骤首先是鉴别其图像是否正常，图像中异常结构是否伪像，是否存在正常变异，其诊断方法常用排除法[2]，在诊断过程中正常图像，伪像，变异首先成为矛盾的各个方面，其中正常图像通常构成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要求超声工作者平时不能忽略对正常图像的重视，这对初学者来说特别重要，在反复积累一定例数的正常图像的印象后，加上一些超声基础知识及人体解剖知识，操作者就能在短时间内识别伪像及正常变异，其超声诊断水平就能迅速提高；其次，在认为图像异常后，矛盾的各个方面发生变化，病变的图像特点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要求操作者要加强对病变特点，病理及临床知识的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其超声水平就会得到升华。
2.2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术后病人进行检查时，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多由术前的疾病转化为术后的并发症，而术后并发症中最常见为感染及出血等，掌握其特点，对重点部位（如手术区周围，膈下等）仔细检查，多能得出正确结论。而在急性创伤的患者中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外伤后疾病，其在超声表现中多为积液，对肝肾，脾肾隐窝，剑下，盆腔进行检查就能迅速得出结论[3]。
3 统一的观点
3.1 与其他影像方法的统一
基于同样的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基础、超声、CT、MR等用不同的成像原理，反映同样的病变。其共同得出的结果是相统一的。故在超声诊断过程中，参考CT及MR等影像图片及结果不但有助于提高其正确诊断率，而且可指导超声对病变进一步正确定位并引导手术切除，在超声首次未发现乳腺组织内钙化后，仔细阅读钼靶X线片，就可能发现钙化并定位，手术切除[4]。
3.2 与临床医学的统一
超声医学为临床医学提供患者信息，反过来又从临床医学中得到患者信息，从而更准确地作出判断，二者在为患者服务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超声结合临床，是超声工作中一项铁定的原则。介入超声的出现，使诊断与治疗统一为一体[5]，使超声与临床医学的关系更加密切，使超声医学成为临床医学的一部分，这就要求超声医生更好的学习临床知识，更好的将超声及临床知识统一于对患者的诊治过程中。
4 发展的观点
4.1 疾病及对其认识的发展
所有的疾病都有其发展的过程，认识其过程在超声工作中十分重要。对血尿病人，在积水的肾盂内出现肿块，随体位变化及血流信号不明显，考虑凝血块或肿瘤时，嘱其一周后复查，可资鉴别。对甲状腺可疑恶性肿瘤，可3－4月后复查，观察其生长速度及变化特点，有助于正确诊断。疾病是发展的，人类对其的认识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超声广泛应用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左室假腱索，胎儿心室内强光点，睾丸微石症等特征的认识逐渐加深。
认识的发展性，要求超声医生不断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以适应其要求。
4.2 超声设备及新技术的发展
超声设备的出现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结晶，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其功能日益强大，高清晰度，高敏感性等优点在不断提高诊断率的同时也要求超声医生掌握其正确操作及优化方式。在新设备出现的同时，新技术也不断涌出，介入超声，宽景成像，动态三维成像，微泡声学造影已成为当代超声发展的主题。这也要求超声工作者要不断更新知识，这样才能顺应潮流，与时俱进。
总之，哲学思维在超声工作中必不可少，只有将超声知识，临床知识及其他与超声医学相关的知识与其真正的结合，才能使主观的超声诊断过程更能真实的反映人体的客观解剖，生理及病理过程，即提高超声诊断准确率，从而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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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宫刑到底割哪个部位？  



在古代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从字形分析，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利刃之类的器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
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靠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死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阴茎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阴茎。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被阉割者在手术后必须由人架持搀扶着在室内遛二至三个小时，然后方可横卧休息。手术之后的三天，是被阉割者最难熬的时光。在这三天里，他们躺在特制的门板上，双手、双腿都被套锁牢牢地捆住，根本不能动，目的主要是避免触摸创口，以免感染。门板中间还留有带活板的小洞口，大小便时用。当时也没有太好的止痛消炎手段，为了避免伤口感染要严禁饮水，可谓是痛苦异常。待三天后白蜡针或麦秆拔除，尿液能够排出，手术即告成功。然而苦难并没有过去，最重要的是抻腿，每抻一次都痛得心肝碎裂、浑身发颤，但这对阉割者来说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导致腰佝偻，一生都不能伸直，所以只能忍受这种剧痛。此后的调养期仍需百日左右。

每一个被阉割的男人，都毫无例外地经历过一番惨痛的折磨。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痛苦，以至于那些惨遭阉割者终其一生都对此记忆犹新。清末太监马德清曾在晚年回忆道：

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那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手术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懂得这个道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腊、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整天躺在土炕上……脊梁骨像断了一样，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动一动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伤口也牵着心疼呢!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尿。屁股下面垫着灰土，灰土天天换，也是湿漉漉的。

被切下的阳具，称为“宝”，而在通常情况下刀子匠确实会把这东西像“宝”一样地藏起来，被净身者反而无权要回。经过刀子匠的加工之后，“宝”一般会放入“升”中，用大红布包好，小心地放置在室内高处，称“高升”，取升至高位之意，借以预祝净身者将来走红运，步步高升。等到将来净身者发迹了，赎回自己的“宝”，刀子匠就可以趁机量财索讨。赎回自己的身上物，阉者称为“骨肉还家”。这在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喜事，仪式非常隆重，就如同迎亲一般。也有由净身者的家人自己保存的情形。过去乡间贫苦人家，高处莫过于房梁，因而多将之垂吊于梁上，每过一年升高一截，以祝愿孩子能够在宫里“步步高升”。

保存“宝”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为了做宦官后升级时查验，以证明阉者身份，即通常所说的“验宝”；二是将来宦官死后，要将“宝”放进棺木里一起埋葬，因为宦官们希望自己到另一个世界或转胎之时能恢复男人的本色；三是中国传统中有身之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宦官作为刑余之人已属不孝，不能传宗接代更属不孝之大者，所以将“宝”加以保存，死后随棺而葬，也是一种心理的补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阉割是成为宦官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每一个被阉割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宫廷的，历朝都有严格的选用制度与程序。不过，无论进入宫廷与否，受阉之人自此就开始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正因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人生的一切苦乐都是从受阉之日开始的，而受阉之日就成为其新的诞辰日，日后算命也是依据受阉之日的天干地支。




“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这是中医外科的最高水平？有麻醉，消毒，止痛，导尿等外科基本元素。

清歌一曲月如霜

从“小儿辩日”到中医说外语——评中医是“伪科学”  



看了帖子——驳“中医属伪科学”！ 但是，不知何故，不能回帖。所以，再起一贴，大家讨论罢。
曾记得前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李大鹏认为：中医应当能说“国际话”，只有让外国人听得懂，才能让外国人接受中医药科学和理论。为此，我写下了这篇博客——http://wsplaojiu001.blog.sohu.com/81071026.html。再拿出来供大家批判之用。

关于中医应该说“国际话”，使我想起了“小儿辩日”的典故：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源于《列子·汤问》）。
意思是——孔子到东方游说，路上遇到两个小孩子在争论，就走上前去问道："你们为什么争论呢？"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比较近，而到了中午，太阳就离我们远了。"孔子很有兴趣地问道："你们能说说自己的理由吗？" 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好像车的盖蓬那么大；到了中午，它就只有盘子、碗口那么大了。这不正说明离我们远的看起来就小，离我们近的看起来就大吗？"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使人感到还有些凉凉的；到了中午，就热得跟泡在滚汤里一样，这不正说明离我们远的就感觉到凉，离我们近的就感觉到热吗？"。孔子听了他们的话，一时也判断不出谁对谁错。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的知积很丰富呢？" 寓意：知识是无穷尽的。即使知识很渊博的人，也有许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想李会长是陷于了“小儿辩日”的论题中了。 “小儿辩日”实际上是两种对事物不同的认知方法，一个是以目视结果作为距离的测量依据，来判定的。另一个则来自直觉和感受，来判定的。这两种判定方法实际上代表了目前东西方文化在对事物认知上的差异。譬如中医是从人的整体上来认识和处理疾病的，遵从的是“辨证论治”。而西医则是先把人体分割成一个个单元（解剖生理学）再来认识如何处理疾病的；信奉的是“实证加推理”。譬如肝病病人在西医那里，会得到一些现代仪器诊断和生化检查，会分辨出疾病是功能性还是器质性？以及疾病的病变部位、程度以及致病源。然后，抗病毒、护肝，完全是从疾病部位考虑问题。而中医看的是病人患病是属于哪个证型，通过望闻问切，判断病情是饮食问题还是七情不调、是操劳过度还是季节变换所致，以及疾病部位与全身的关系，从而通过中药方剂调理以最终恢复他的机体平衡而治病。可以看出，两种不同认知方法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治疗方法。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在彼此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方法下，中医该如何说出能让西方人接受的“外语”呢？
另外，中医学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人类医药学发展史的前列，《内经》关于血液在血管内“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记载，比英国哈维氏发现血液循环几乎要早二千年；唐《新修本草》比欧洲最早的纽伦堡药典（公元1546年）还要早八百余年；南宋宋慈《洗冤集录》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法医学专著，而且是全世界最早的法医专书，它比外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即公元1602年菲德里所编法医学著作早三百五十余年；明陈司成在其所著《霉疮秘录》中，开创了世界最早使用砷剂治疗梅毒的先例……为什么外国人就不能学“汉语”而研究中医，而要中医非得讲“外语”去迎合外国人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许多外国友人正通过不同渠道学习中医，研究中医。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中国学习中医药、针灸等外国留学生达4000余人；英国还建立了中医孔子学院。这难道不是中医正在“国际化”吗？曾任美国总统府顾问的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他曾将《针灸全书》译介到美国。他也曾经告诉中国人:“来自西方的所谓‘中国医药科学化’的名义听来美妙，其目的实际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
作为中国人如果没有对中医的尊重，不研究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而是草率对它下结论：或是中医是“伪科学”、或是中医必须会说外语才能“国际化”等等，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

清歌一曲月如霜

媒体称西医借科学名义加剧中医在国内地位衰落



《瞭望》文章：忧患中医

　 　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医学史》面世。全书近700页，但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不足一页，且有谬误。

　　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伍连德向嘉立森去函质疑，得其回复称，“中国医学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为“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伍连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载光阴，编纂一部英文《中国医史》，维护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尊严。

　　如今，在大约70年的时光逝去后，面对西方医学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势，中国传统医学在国内的阵地剧烈收缩，面临着比王、伍二人成书时更为艰难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医出身，他们对传统医学的敬意，在今日的西医身上，往往无迹可寻。

　　在不少人看来，当今的西医大夫们，站在“科学”这面旗帜下，代表着先进，代言着文明，他们理应对中医“玄学”不屑一顾，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所谓的“落后”、“愚昧”，已被较充分地提出并检讨，而西医借“科学”之威，对中医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毁坏，尚未获得充足的认识和省思。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器械日新月异、药品种类日益丰富之时，西医医生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趋于缩减，甚至病人会感慨自己在医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机器。

　　当温情的医患关系几乎成为奢求，人们开始思考：医学是不是病了？医学对“科学”的狂热追求，是不是在导致其背离自己“为病家谋幸福”的初衷？

　　此时此刻，中医大夫望、闻、问、切的亲和，简、便、廉、验的精诚，越发让人怀念。

　　可放眼中国，能够望、闻、问、切诊断，能够辨证论治处方，且有一定疗效的中医大夫，估计只有1万到3万人了。有人担心，今后中国人学正宗中医，要像玄奘取经那样远赴异国。

　　此种焦虑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关注此事，热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将采访时间从1个小时延长到3个小时，就因为“中医的事必须要好好谈、认真谈”，而中医药的主管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两周来则一直以领导出差为由，婉拒采访。

　　中医堪忧！(文/张冉燃)

　　中西医结合：半个世纪的争论

　　在为中西医结合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人们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中西医结合”方针已提出约半个世纪，今天仍在承受追问和质疑。

　　“这让搞这个专业的一些人觉得尴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穆大伟说。

　　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即用西方现代医学的方法整理、挖掘中医药学这个宝库，然而，半个世纪后，西医反客为主，其强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西医结合遭到西医界的忽视、忽略，甚至在中医那里，也受到冷落，被认为名为发扬中医、实则消灭中医——“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该中心主任张晓彤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中西医结合就是西方为消灭中医药而射向中医的一支暗箭。”

　　在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中国的医道中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毛泽东：西医学习中医

　　有关政府官员对这一抉择显得颇为自信。

　　西医出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当过赤脚医生，自称为“野路子”的中西医结合医师。

　　2007年，他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应该说比西医(或现代医学)和中医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好了，我们一定是处在人类医学里面最高的境界。”

　　在这次讲话中，韩启德还表示，“中医还是中医，西医还是西医，我想永远不能叫中西医结合，也达不到结合。”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一起来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只有把中医、西医两者结合，创造成一体，也就是创造出中国医学，才能说真正达到中西医结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就萌生类似想法。他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原始出处。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即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是知名医史专家，他向《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说：“团结中西医是基于当时现实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中医有几十万人的人员优势，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的技术优势。“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王振瑞说。

　　他的研究还表明，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团结中西医”外，还有一个虽未宣传、却在执行的中医政策，即“中医科学化”。

　　王振瑞说，此时的“中医科学化”，其实说的是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

　　换言之，“中医科学化”就是让中医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如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

　　此项政策执行几年后，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检讨，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暴露他的“错误思想”包括：“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检讨的背景是，自1953年开始，毛泽东对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做法提出批评。

　　1954年，毛泽东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大力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此种氛围下，1955年，卫生部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性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下称“西学中”班)。

　　“中西医结合就是从西医学习中医开始的，西医学习中医是史无前例的创举。”王振瑞评论道。

　　崔月犁：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195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开展祖国医学的研究工作》，认为：“西医学习中医学术，必须是系统地学习，全面地接受，然后加以整理和提高。”

　　王振瑞说：“这是几十年来一直发挥着指导作用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在媒体上的最早表述。”

　　很多当事人一度对“西学中”的意义不解，对学习中医产生抵触情绪。

　　李经纬是第一届“西学中”班的学员，目前是中国著名医史学家。去年他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八十自述”，提及当年他参加学习的状态：“首先由于解除思想上困惑之需要，自己下决心系统阅读历代中医外科著作与综合性医书之外科内容。”

　　1958年，李经纬等首届“西学中”班学员毕业。

　　同年9月25日，卫生部呈递《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称学员们“逐步对中医发生兴趣，觉得越学越有内容。特别经过他们亲手以中医的学术治好了不少病人，他们亲身体会到，用中医学术治病，确有较高疗效。比如：有一黄疸患者，病势危急，西医治疗无效，后由学员李经纬用中医办法治好了”。

　　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并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据穆大伟介绍，此后，全国有计划地举办“西学中”班一直持续到1976年左右，各种脱产或不脱产的“西学中”班俨然成为一项群众运动。

　　穆大伟认为，“西学中”班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的第一个里程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中西医结合的中坚力量，陈可冀、吴咸中、沈自尹等佼佼者相继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大奖。

　　在“西学中”轰轰烈烈的势头下，1978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看到的情况却是，“中医那时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了”。

　　崔月犁晚年在自述中写道，“文革”前全国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院，最后只剩下171所，这剩下的171所，基本上是西医掌权，里面的医疗方法也基本上全是西医，即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音乐家)的调子”；同时，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有34万，仅占总人口0.34‰，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低级人员，高级职称人员所占比例很小。

　　崔月犁分析了中医困难的原因：“有些人在指导思想上不明确，不是在发展中医或者发展西医过程中进行中西医结合，而是直接以西医替代，嘴上承认中医是科学，实际心里还是认为中医是落后的，不知不觉把中医消灭了。”

　　“直接以西医替代”，就是被一些中医从业者诟病的“中医西医化”。他们认为，从结果上看，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西医化。

　　张晓彤说：“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毛泽东沿袭他的政治理念，但医学毕竟不同于政治，应该让政治的归政治，医学的归医学。”

　　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被称为“中医司令”的吕炳奎，1981年为《浙江中医杂志》撰写《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的问题》，认为，“‘文革’前的17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出现过一些曲折或者是大的曲折，但由于得到党的重视，中医事业得到了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文革’十年浩劫，中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吕炳奎认为，“文革”期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形而上学猖獗，提出了“人人学中医”、“在1985年要创造新医药学的雏形”、“赤脚医生是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等“耸人听闻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

　　结果是，“中西医结合一时成了卫生工作的中心，一切隶属于中西医结合，服从于中西医结合”，“西医发展受了影响，中医濒临被消灭的境地”。

　　张晓彤对“中西医结合”的评价是“一个政治口号、一种行政号召”，“既然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为什么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为什么不能让中医按照自身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中西医结合就是要用西医取代和改造中医，它对中医的伤害，比西医更为严重”。

　　“纯种马优势派”比拼“杂交稻优势派”

　　穆大伟淡淡一笑，没有正面反驳这种观点：“的确听到过这种说法，我认为他们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目的，也不了解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

　　他强调，中西医结合的使命从来都是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发展中国医学科学，只是其采取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

　　王振瑞认为，关于中西医结合会使中医学消亡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并没有导致中医学的部分的消亡，反而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一种科学能否存续，最终取决于社会对它是否存在需求。如果真的完全丧失了社会需求，它便自然地走向消亡。“但即便到了那时，与其视之为消亡，倒不如认为其可贵的经验和精神以新的形式获得了永生”。

　　自19世纪西医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就有人试图调和中西医，并发展成近代中医的代表学派——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张锡纯在上世纪上半叶因撰写《医学衷中参西录》，被奉为“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的实验，并未引发“中医西医化”和反“中医西医化”之间的争论。

　　王振瑞认为，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和中西医结合的从业者，在“立场、研究方法和目的上有本质区别”。前者站在中医的立场上，用思辨和类比的方法，将西医学知识融于传统中医学体系，建立新的中医学即“新中医”；后者立足两种医学之上，用实验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相融合，建立统一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

　　张晓彤说，正是因为二者在出发点和目标上的巨大差异，中西医汇通派仍属中医流派，中西医结合则出自一种虚妄的想象。

　　具体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中医关注整体状态下的人，西医研究机体的结构和功能，从研究方法上，中医重系统，西医重还原，“这些难以中和的差异决定了中西医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

　　穆大伟强调，中西医结合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差别。“初级阶段的中西医结合，包括诊断上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临床上的治疗方法与药物相结合等，高级阶段则是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

　　王振瑞认可中西医理论体系的相融难度甚大，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并不都是成功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成功也是一种收获。

　　长期从事医学人文研究的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将两派比作“纯种马优势派”和“杂交稻优势派”。

　　王一方说：“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

　　“海陆空”或“魏蜀吴”

　　1980年，卫生部召开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出台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这个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标志着中西医结合迈入新的阶段。”王振瑞说。

　　此后，有关部门又先后提出“促进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等方针。

　　王振瑞认为，“20多年来，中国政府保证中西医结合的独立学术地位，促进中西医结合已经成为一贯性政策，虽然难以预料未来会否出现大的转折，但可以肯定的是，谁都希望这三者要搞海陆空，不搞魏蜀吴。”

　　只是，在“中西医并重”的政策下，西医已占尽优势，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一直难以完全摆脱生存危机。仅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二者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看，其总和仍与西医有天壤之别。

　　王一方说：“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

　　韩启德在前述讲话中亦称：“西医在一个东方国家成为主流医学，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像中国这样自己的、原来的医学，退到了非常非常边缘的位置，而绝大部分被现代医学占主要地位的情况，我想这不是唯一，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他接着说：“反过来，就是中医又这么强大，这是很少见的，在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医学，叫替代医学也好，其他民间医学也好，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只有我们中国有这么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医学，同时又有这么历史悠久，而且在现在还发挥着这么强大、普遍作用的自成系统的医学，我认为世界上是没有的。”

　　着眼现实与未来，有人悲观地认为，“中西医并重”可能很难实现政策上的“公平发展”。对此，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梁秉中教授在为《当中医遇上西医》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科技的成果，造成了它的专横跋扈，早已形成唯我独尊之势，除非传统医学能及时引进科学，利用科学，否则也只好安于自我封闭了。”

　　这也正是张晓彤们担心的——“强者和弱者怎么可能真的结合？强者是一定会要求弱者完全服从的，那弱者还能存在吗？”

　来自“科学”的挤压

　　“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

　　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仅27.7%的人声称自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

　　“生了病，不是先找中医看，这是真的相信吗？”张晓彤大声说道，“我觉得中医的民意正在丧失，失去民意，中医的心跳就要停止了。”

　　他对百年来中医的命运，充满了失落感：“中医在西医所谓‘科学’、‘现代’等概念的挤压下，遭了多大的罪呀。”

　　初入中国之时

　　西方医学初入中国之时，并没有给中医造成“冲击感”、“挤压感”。中医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踏着自主、稳定的步伐，留下“四大经典”、“十万锦方”等医学财富。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种牛痘术以预防天花，却遭到英国国内的质疑。直到1802年，种牛痘术才在欧洲大陆和美洲试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经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提倡，渐渐取代了中国自行发明的人痘接种技术。詹纳心生感慨：“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

　　“那个时候一些中医的姿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并不觉得西方医术是对自己的挑战。”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医史文献学教授梁永宣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描述说。

　　据她介绍，早期西洋医学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形式传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奔波来华。“起初传教士也没有刻意行医，可能只是有心人发现行医有利于传教，才着意加大医学技术的运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当然会感激，此时邀请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

　　《当中医遇上西医》的作者区结成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的彼得帕克，虽然宣称行医有助于传教，也因行医时间‘过多’，其美国教会团体一度终止赞助，后来派人到广州考核，见他传教确有成绩，才恢复资助。”

　　梁永宣说，就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传教士的理论、教义，反而认为他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矩，“但是西医用手术刀等方法，向中国人证明了自己迅速直观的疗效。”

　　在她看来，西药起效快、手术比较直观等原因，使西医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获得中上阶层的认可。“让中国人接受西医，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先是怀疑，慢慢尝试，最后才能信服。”

　　“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也是西医能够动摇中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王振瑞说，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突出表现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立法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瘟疫。

　　“这些方面形成了对中医的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中医在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特异性群体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王振瑞说。

　　百年三次交锋

　　在此种局面下，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令中医形势急转直下。

　　中国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者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后，发奋崛起，居然击败中国。

　　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医学被称作“汉方医”，汉方界医师占主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国医学，“灭汉兴洋”运动启幕，汉方界医师最终被全面取缔。

　　此时在变革思潮涌动的中国国内，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置于西方制度、西方学术等的对立面，遭到知识界的抨击，甚至是政府的排斥。

　　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导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评该项政策，开启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

　　全国19个省市的部分中医界人士等，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遭北洋政府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维权”以失败告终。

　　1929年，官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此即“废止中医案”。

　　早在1917年，余岩即著《灵素商兑》，用西医理论批判《黄帝内经》，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轩然大波。该书被认为是全面攻击中医的一部代表作。

　　余岩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且“以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手法并进”。

　　余岩提案一旦实施，中医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向请愿代表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王振瑞说：“中医界虽然在此次斗争后获得一定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后来的很多政策令中医陷入困境。”

　　中西医的第三次大交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大会上，余岩又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主张用西医基础医学的科目考核中医，以达到“淘汰多数中医”的目的。该草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提出的一些办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将中医归为“封建医”，认为其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此，大会虽然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却注重把中医改造成西医，引起中医界人士不满。

　　“这其实是在用‘科学’这个漂亮的口号消灭中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员杜艳艳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评论道。

　　据她介绍，当时中央文委副主任钱俊瑞发现了卫生部消灭中医的做法并上报中央，党中央在1953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贺诚、王斌的副部长职务，并于1954及1955年在《人民日报》开展了对中医问题的讨论和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中医这时才又有了生机，获得了暂时的发展。

　　“培养中医掘墓人”

　　张晓彤认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医史，“基本是一部中医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夹杂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两块小高地。”

　　他说，从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下称衡阳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王振瑞说。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医的具体方针。

　　“此后，政府一直主张中西医并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医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张晓彤说。

　　杜艳艳所在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自2005年起，课题组每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在国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

　　杜艳艳说，中医面临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比如中医教育，以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来看，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

　　杜艳艳评论道：“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他们走上社会后，反而可能因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导致人们不信任中医，这也就是老中医所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中医高等教育。”

　　再如中医科研，杜艳艳说，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种只重视实验数据的“中医科研”项目，其成果很难应用于临床。

　　张晓彤的评价是：“这是‘研究中医’，不是中医科研。”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谈到中医医疗机构，杜艳艳说：“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中药的问题更是严重。”张晓彤说，自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被淘汰了，这个淘汰的过程还在继续，然而，现在对中药是按照西药的标准、政策来管理，讲究搞清楚药物起效的关键成分，“离开四气五味，这还是中药吗？”

　　“这么多的复杂问题，有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甚至不敢面对，总讲形势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才算正式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张晓彤说。

　　这份意见指出的问题包括：“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称‘中医研究院’，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有人很天真，以为名称的改动，就可以终止‘中医不科学’的诘问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王振瑞说。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编后：在有关专家眼中，“科学”在中国经过了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用这样的畸化“科学”观研究中医，将中医逼进了理论与资源分配的死胡同。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哲学上的根本差别，突破融通很难。

　　根本上讲，中医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疾病的方式与西医有极大不同。

　　而对这样的文化哲学，我们还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传承、发扬光大吗？

　　(文/张迁)
针灸的“反攻”

　　“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依据国外的反馈。如果人家没兴趣，我们也就提不起劲、懒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动了真格，我们才想起来这本来是自己的国粹、自己的使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扎完头部的3针后，李欢额头微微出汗，她告诉赵百孝：“感觉有点胀。”

　　“这就对了”，赵百孝解释说，针扎对了穴位，就会产生酸麻胀痛的针感，中医称之“得气”，是激活经络的表现。

　　依照中医理论，这个“气”，系人体生命的能量，循经络运行全身，循行不畅就会感觉不适或出现各种病症，针刺使之畅通，通则不痛。

　　“西方现代医学注重解剖，讲究眼见为实，他们认为，经络和气看不见、摸不着，其是否存在，尚有待证明。”赵百孝对本刊记者说。

　　赵百孝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医堂出针灸门诊，素谙针灸之术。

　　他告诉本刊记者：“针灸仍然需要跟西方医学磨合，但从目前来看，在中国拥有几千年历史的针灸，堪称中医走向世界的排头兵，特别是它的针刺疗法，已经被现代医学在疼痛、康复等领域中应用，可以说已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经络存在吗

　　西方亦有研究认为，针刺技术带有很强的安慰剂作用。换言之，它的疗效很可能来自心理安慰。

　　比如德国2005年曾组织一项耗资数千万欧元的大型针灸临床试验，结论之一则是：“在一部分试验中，专家分别在病人的有效穴位和非有效穴位上进行针灸，结果发现两种情况对部分疼痛症的效果相当。”

　　赵百孝认为，针刺疗法的确重视安慰的效果，但它本身的疗效不应否认。

　　据他介绍，199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汇集全球针灸专家，对针灸疗法进行“科学评估”。结果显示，对针灸适应症的范围认定虽远远少于临床实际应用的范畴，但评估承认，针灸可以治疗术后疼痛、恶心、腹胀、牙痛等症状。此次评估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具有世界级影响。

　　2004年，美国医学杂志《内科学纪事》刊登了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历时4年、花费200多万美元的针灸临床研究结果。美国国家互补与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斯蒂芬斯罗博士认为，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为时最长、最严格的针灸试验，用西医中常用的严格的大型临床试验证明了针灸能缓解疼痛，改善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功能。

　　《黄帝内经》载：“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人体疾病，都可通过调整经络气血的功能活动，进而调节脏腑机能，达到治疗的目的。

　　赵百孝说：“针灸治疗确实有效，问题是西医专家不能理解接受从经络学说等中医理论对针灸临床治疗和效应机制的阐释。”

　　他解释说，西方医学的特点是讲循证、讲解剖，如果这个部位不舒服，他一定要找到致病因子，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何种病变。他们难以理解人体的远端部位间的联系，明明是头痛，为什么在远端的脚上扎几针就能治好？他们觉得根本讲不通。

　　赵百孝评论道，“当然，中医针灸要发展，也要接受来自西医对针灸的挑战——你必须拿出证据证明经络存在，搞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外一度出现追寻经络的热潮。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孟庆云在《中医百话》一书中介绍道，研究者“用皮肤电阻、电位探测法、循经感传测试、循经声信息检测、体表超弱冷光检测、循经路线的同位素示踪等方法研究经络，目前，已经可以用不同方法将部分经脉循行路线显示出来。”

　　孟庆云认为，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关于经络的假说是不足为怪的，“当代对经络的研究，早已超越了‘还原主义’的思路，而从信息观念、用声、光、电、热、磁等方法，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先进技术来研究经络”，“在某些方面，国外起步甚早”。

　　“总体而言，建国几十年来，我们几番试图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发现经络，但困难重重、麻烦不断。”赵百孝解释说，从针灸来看，它的疗效已经在人体得到证明，但你要去说理，要证明它为什么产生疗效，这其实是在研究中医的经验，而古人讲的经验来源于临床实践和理论推理，并不源于实验，如果一定要用实验的办法去套这种经验，那很困难。

　　他打了一个比方：“好比要你去研究优美的音乐为什么能让人心情舒畅，你要说清楚究竟是音符起作用，还是乐段起作用，这怎么研究？”

　　“针灸外交”

　　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求针灸必须对自己说个明白。

　　“西方一些比较前卫的、比较OPEN(开放)的人，他们看到针灸确有疗效，一时搞不清原理，他们也认了。”赵百孝说。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记者之一詹姆斯罗斯顿患阑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做阑尾切除术，并应用针灸疗法消除术后疼痛。回国后，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有关针刺麻醉的报道，在美国引起轰动，进而引发了一股针灸热。

　　这就是与“乒乓外交”齐名的“针灸外交”。

　　据赵百孝介绍，“针灸外交”的背景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西药进不来；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底子薄，开展“一把草、一根针”的中医药研究，对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非常重要。

　　政府大力支持针灸事业，掀起了学习针灸的热潮。

　　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本由杨甲三编著的《针灸临床取穴图解》，创造了245万册的发行纪录，这个数字数倍于当时全国中西医生的人数总和。

　　1958年，上海施行针刺麻醉下扁桃体摘除术获得成功。这种不打麻醉药，靠针灸解决术中疼痛的疗法，受到世界注目。

　　据记载，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便宴上，向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琏祝贺针灸万岁，并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

　　在理论更为丰满后，1971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布中国针刺麻醉术的成功及其理论研究成果。

　　“‘文革’期间提倡开门办学，我记得，在我1975年读初一的时候，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就讲了简单的针灸知识，如针刺合谷穴等。那时候，好像人人都会扎针。”赵百孝说，“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期间推动了针灸发展，但同时又把针灸庸俗化了，这反而害了针灸。”

　　他说，在那个人人都会扎针的年代，只要是稍懂解剖、只要扎不死人，大家都敢扎针。而且针灸有个特点，哪里不舒服，就在那里扎几针，感觉就能好一点，你还很难分辨究竟谁的技术更高明。

　　接下来的情况是，“针灸的门槛降低了，收费自然上不去，针灸从业者找不到价值认同，慢慢高手也就少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非常突出。”

　　据他介绍，针灸在古代是非常神秘的，甚至扎针前还要焚香祷祝。在学针灸之前，老师会要学生先学功夫、练指力。在学针灸时，由于古代不学解剖，老师说这里不能扎、这里要斜着扎、这里要扎多深等，学生都要牢记，或者靠自己摸索获得知识。

　　“现代针灸大家承淡安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先练六个月的指力，练习时先扎1层棉纸，每天增加1层，如果扎到100层的时候，还能跟扎第1层时一样轻松，指力才算达标，然后才能在人身上扎。”

　　赵百孝说，现在的针灸教学模式，往往是一个老师面对近百名学生，临床基地少、临床实践少，学生练习动手的机会很少，“学生理论全知道，手上却没功夫”。

　　针灸的适应症也在不断减少。“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国内对针灸科室的发展不够重视，针灸的临床范围也逐渐缩小，好多针灸能治的病，患者都不来了，给我们剩下一些别人不愿意吃的鸡肋。比如，针灸治疗抑郁症效果特别好，但老百姓不知道。”赵百孝说。

　　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针灸在国内屡有“滑坡”的描述，但其在国外却似乎毫无颓态。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医药已传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针灸医疗机构达10万多家，针灸师有30万～50万人，针灸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合法地位。

　　“国外针灸热度的确很高，但大家也不要产生错觉，以为能挑战西方医学的主导地位了，其实，针灸只是在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发展势头最好。”赵百孝说。

　　他分析说，一方面，西方医学越来越倾向于设备竞赛、人才培养成本越来越高。医疗费用不断增长、西药造成药物损害等原因，为补充和替代医学赢得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针灸的作用机制在补充和替代医学中研究得比较透彻，疗效比较确定，因而相对容易被接受。

　　中医的治疗方法从大的归类上讲，只有针、灸、药三种，针灸是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代表，推拿、拔罐等治疗方法属于针灸范围之内。

　　“针灸已经被国际接受，但中药真正走出国门还尚需时日。”赵百孝解释说，与中药相比，针灸是在可观察的情况下向人体施针，而中药是要进入人体，由于其成分非常多，十几二十味药熬在一起，究竟是谁在起作用就很难搞清楚，恰恰西方人对进入体内的东西一定要问个清楚，这就制约了中药走向世界。

　　换言之，西方研究者希望在中药中寻找其真正有效的成分，或搞清楚每种成分的功效，但传统中医认为，中药疗效乃各种成分间的相互作用，一旦弄清楚了它疗效的关键成分，用这种有效成分制成的药也就不能够再被称为中药，而是一味西药了。

　　比如青蒿素，这种从青蒿中提取的物质，目前是世界上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它就是由研究人员用还原分析的方法，经披沙拣金般的努力，从中药中鉴别出来的，只是类似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

　　有的起初成功，后来却遭遇失败，比如小柴胡汤。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按照西医的研究思路，认为小柴胡汤可治疗慢性肝炎。在临床使用中，由于医生不顾中医辨证论治，将其作为治疗肝病的常用药，结果一些慢性肝炎患者有邪热伤阴症时，仍被采用小柴胡汤治疗，导致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甚至死亡。

　　“中药讲究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医理论，脱离了这些，出问题就很难避免，但不了解的人说起来还把这种西药当作中药，反而伤害了中药。”张晓彤说。

　　针灸也遭遇过类似的批评。由于一些针对针灸疗效的研究，在实验设计上不易做到中医讲究的“辨证论治”，针灸的现代化之路被抨击为“针灸西化”。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其针灸师的执照被称为“针灸与东方医学从业者”。有论者认为，这意味着，在他们眼中，针灸只是一种物理疗法，或者是一门操作技术，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行列。

　　赵百孝说，或许西方对某些针灸疗效的研究还不深入，但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中国的研究者都感受到，他们确实在针灸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投了很多钱，积极地去弄清楚针灸的作用机制。

　　同样，尽管中药的作用机理仍显得非常神秘，但它的疗效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2007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对科学家来说，中药是如此“难以下咽”，能否用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药。

　　对此，赵百孝稍显焦虑：“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依据国外的反馈。如果人家没兴趣，我们也就提不起劲、懒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动了真格，我们才想起来这本来是自己的国粹、自己的使命。”

清歌一曲月如霜

——一辩“中医伪科学”说

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结和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
按与实践的不同联系可分为理论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
科学来源于社会实践，服务于社会实践。它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在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发展和作用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现代科学正沿着学科高度 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方向蓬勃发展。
——《辞海》
science
noun
1 (knowledge obtained from)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ur of the physical world, especially by observing, measuring and experime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to describe the results of these activities:
2 [C or U] a particular subject that is studied using scientific methods:
3 the study of science:
scientific
adjective
1 relating to science, or using the organized methods of science:
2 careful and systematic:
scientifically
adverb
——《Cambridge Dictionaries》
这是中英文权威性辞典对科学的定义。科学可以作为名词、形容词和副词使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科学”的巨大包容性。
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cio，其本意是“知识”、“学问”。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把“science”译为“科学”，香港创业学院院长张世平解释为分类的“知 识”、“学问”，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
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
但是没有经过科学检验的经验未必可靠，可能只是以讹传讹。
——方舟子言论
这是方舟子等反中医人士的代表观点。他们认为中医理论未经证实、难以证实，所以要“否定”、“抛弃”，从逻辑学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方舟子等人的极端狭隘性。
方舟子从2000年在新语丝设立“中医骗子”专栏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系统的攻击，之前之后，打假斗士司马南、网络红人老罗等相继加入这一阵营。且不论这些人态度之坚决有 如说死人不偿命的唐僧，论调之奇特直追魏晋先贤司马衷，单就他们凡出口必不离的“科学”两字，既然搬出了辞典，我们今天就好好说道一下。
按照方舟子等人的理论，似乎只有“可以证实”“容易证实”的才是科学，可我们翻遍近现代科学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理论或是案例啊？！作为一个对中医有着深厚感情的人，我突然想 笑——幸好爱因斯坦早死了那么几十年，要不然还不被方舟子骂死？相对论是什么玩意儿啊，人家方舟子感兴趣的是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真不知道他方舟子学的哪一个地质时代的科 学，也许是白垩纪的吧（注：白垩纪这个词我写了半天，因为我总是很容易就把“垩”写成“痴”）。
其二，方舟子说“中医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连博士论文都写了的方大学者懂不懂什么叫科学精神，还是他根本就没有科学精神。西方人 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方舟子眼里估计只有一条，因为开着汽车过不了地中海，赶着马车翻不过阿尔卑斯山，架着飞机还落不了西西里岛，光脚又走不了二万五千里，大概只有骑着自 行车过二环上三环下四环越五环，到了昌平看一看——妈呀，格格不入啊！
即使退一万光年讲，中医如你所说，那也不用彻底否定、彻底抛弃吧。你就这么权威？你就这么专制？不是中医需要信仰才可以接受，是方舟子把科学当成了宗教。不能证实就不用证 实，仿佛满世界只要找一个东西拿来与科学比较一下，一致就是科学，不一致就是伪科学，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真是流氓逻辑。想想当年鲜花广场上被活活烧死的布鲁诺，想想大西 洋岸边你向往多年的自由女神像，仔细想想吧！方舟子同志，只要你敢说中医是伪科学，我就敢说科学是伪科学——我的中医，你的科学。

清歌一曲月如霜

【转载】中医学术的重大理论缺陷 （转）-------不断的发现问题，才会有进步。让我们向着老师指引的方向，一直思考下去  



理论系统是一种学术的核心内容，它要对事实给出原因、本质和意义的说明，为技术操作提供指导和依据。对事实的解释说明是否正确，对技术操作的指导是否准确无误，首先依赖这种理论是否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其次也与这种理论是否完备有关。因为理论的不完备，就无法给以合逻辑地延伸，在最关键之处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从而也就无力对事实作出彻底的说明，同时也无力对技术操作给以准确的指导。中医学的理论就存在这样的突出的缺陷。

1.中医学理论缺陷例证陈述

中医学的理论缺陷在生理、病理、方剂、药物、病证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表现，可是从兴办高等中医学教育以来的60多年中，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分析，甚至也没有人发现这一问题的存在。这说明中医学界缺少必要的理论敏感性 。

1.1阴阳学说的理论原则无法贯彻到底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最高层次的理论，渗透在中医学的各个方面；也是中医学实践的最高指导原则，贯彻在中医临床各科之中。然而，这一最高层次的理论和实践原则却因自身理论的不完备而无法贯彻到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阴阳学说的特点和说明范围有过明确的概括：“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表明阴阳学说是说明宇宙一切现象的，没有例外。现代几版《中医基础理论》中对阴阳学说都做出了大同小异的解释：阴阳既可代表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1]这一理论原则本来是不错的，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内部都可分为两个方面。《素问·五运行大论》又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这是说阴阳分法是无限的。然而这一正确的原则在中医学中就无法贯彻到底。比如五脏基本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虽然脾少谈阴肺少说阳），可是六腑就无法再这样分阴阳了（虽然胃可勉强分出胃阴胃阳），奇恒之府则完全无法再分阴阳。气可分为阴气阳气，精也可分为阴精阳精，但是血就不能再分阴阳。为什么无限可分的阴阳在简单的事实面前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呢？

1.2五行学说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

在中医学中，五行学说在层次上是可与阴阳学说并列的理论成分，它用以说明生命和疾病运动的规律规则。然而五行学说按其自身的规定，却包含不可回避的逻辑矛盾。因为五行的每一行都同时具有相生和相克两种作用，相邻者为相生关系，隔一行则为相克关系。如补土既生金又克水，从相生方向，补土可直接生金，然而从相克方向，补土克水，水被克不能抑火则火旺，火旺又会克金。那么补土究竟会生金还是会克金呢？[2]其他的每一行都如此类，都会得出从相克方向合逻辑地推出与相生方向正好相反的结论。金代的张元素曾依五行学说提出药物的五脏苦欲补泻观点，基于五脏之间的整体联系和相互作用，某一药物如补心则泻肺，补肾则泻心，补脾则泻肾，补肝则泻脾，补肺则泻肝。张氏观点符合五行生克的逻辑规则，然而按此观点则无法确定某种药物究竟属于补药还是泻药。合逻辑却违背了事实，因此张氏观点在历史上没有得到推广。为什么五行学说会有如此逻辑矛盾呢？

1.3奇恒之腑缺少独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奇恒之腑属于中医脏象学说的内容，具体包括脑、脉、骨、髓、胆、女子胞。这六个奇恒之腑都是客观存在的脏器，理应具有确定的生理病理意义。然而这些客观实有的脏器，在理论上却很少能显示出特殊的生理病理意义，在实践中也无力用以分析临床病证，更不能指导诊断治疗，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在临床中奇恒之腑可以有病，如脑病、胆病、女子胞病、骨病、髓病、脉病等。但是它们却不能有自己独立的证候，也不能从其自身理论对自己所患的病给出分析说明，更不能根据自身理论提出治疗原则，还不能以其自身理论指导处方用药。客观实有的脏器，客观发生的疾病，为什么却不能从其自身理论进行诊断治疗呢？什么原因使奇恒之腑缺少理论和实践意义呢？[3]

1.4病证之间同异关系的对应错位

中医学临床原则是辨证论治，即治疗不是根据所患之病而是依据疾病表现出的证候确定治则和处方用药。如果没有出现一定的证候，不论所患何病都无法进行有根据的治疗。然而，不同的病会表现出相同的证候，同一的病又会表现出不同的证候。对同病异证而言，表现的是证候的个性；对异病同证而言，表现的则是疾病的共性。可是，根据证候的同异能对疾病的同异给出本质上彻底的说明吗？病证之间何者为本何者为标呢？究竟是病决定证候还是证候决定疾病呢？是证候为疾病的证候还是疾病为证候的疾病呢？如果是疾病决定证候，那么以相同的证候如何说明疾病的差异性？以不同的证候又如何说明疾病的同一性？怎样能保证根据证候确定的治法方药不偏离治病的内在要求？如果证候是由疾病决定的，那么根据证候进行的治疗能够实现治病求本的目标吗？[4]在理论上又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1.5理论上的一元方解无法应对实践上的多元方用

方解是基于方剂中药物配伍关系对方剂功能主治的理论说明，它要解释每一味药物在方剂中的作用和针对证候的什么问题。因为方剂是确定的，因而方解也就是确定的，就是一方只能有一个方解，不能有两个以上方解。可是任何方剂都是治疗病证的，这在理论上就必然要求方解不仅必须与组成药物相应，而且也必然要求与病证的病因病机相应。然而在实际临床中，多数方剂在应用中都会超出方解的范围。如小柴胡汤，是依少阳半表半里证给出的方解，[5]然而在临床应用中却广泛地治疗许多疾病。新浪网载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小柴胡汤这张方子和枢机、解郁结、畅三焦、达气机，它不仅可以促进五脏六腑新陈代谢，而且可以调畅人的精神情志，所以发热的疾病用它可以退热、抑郁的精神状态，用它可以解郁消愁，那么脾胃肝肠和胰腺的病变用它，可以促进代谢，妇科病用它可以调整月经和治疗带下，......外感内伤都可以用，还可以起到防癌、抗癌的作用，显然这些都不是少阳病的半表半里证。这就提出来这样的问题：这种方解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何在？在实践中怎样理解其指导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方解与方用之间不对应的情况？

1.6有限的性味归经无法在理论上说明众多药物的作用差异

性味欲归经是中药学最基本的药理学概念，用以说明中药的功能和主治。如果按孙思邈划定的“天生万物，无一而非药石”的药物范围，那么药物的数量则几乎是无限的。可是药物的性味只有四气和五味，归经也就是归十二经。其中归经只说明药物的作用位点，没有为药物作用定性的意义，药物作用的性质只能由性味来说明，这就发生了药物性味过少而药物数量过多的不对应矛盾。不同的药物不论有多少方面的相似，既然是不同的药物，它们之间则必有不同之处，其作用绝不会完全相同。如此，无数药物的作用之间虽有有限共同之处，但是其差异性则几乎是无限的。四气与五味无论怎样组合，都是有限的组合，最大的组合值也不会超过一种药物具有九种作用性质，即便如此也无法将无限的药物作用性质的差异说明清楚。那么以性味说明不同药物的作用性质就一定是无法穷尽的，就必然会出现遗漏，即以药物不同性味及其组合的差别无法说尽不同药物的作用性质的差别。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

1.7治证的方剂无法准确应对治病

辨证论治原则确定了中医治疗的证候目标指向，这就从理论上规定：不论所患何病，都必须依其所表现出来的证候确定治则和处方用药。由此，现行的方剂学教科书中，对每一首方剂都只标明对证候的主治，而没有标明所主治的是什么疾病。[6]然而任何证候都是疾病的证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脱离疾病与疾病无关的证候。但是同一证候可以在不同疾病中表现出来，而不同证候又可以在同一疾病中表现出来。方剂只标明了主治的证候而没有说明主治的是何疾病，那就势必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或者一方可以通治同一证候背后的不同疾病，或者不同方剂又能通治不同证候的同一疾病。按照这一原则就可合逻辑地推出又一种结论：依据证候，不同的方剂就可以治疗同一疾病，而同一方剂也可治疗不同的疾病，这里既没有方剂之间的差异界限，也没有疾病之间的差异界限。可是中医学理论概念所能演绎出的证候数量是有限的，疾病和方剂的数量从可能性而言则几乎是无限的，为什么有限的证候会有无限的方剂？只标明证候治疗指向的方剂如何确定其所治的疾病？未标明所治疾病的方剂究竟是任何病都能治还任何病都不能治呢？在理论上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呢？

1.8四诊与辨证只能诊断证候而不能诊断疾病

中医学以四诊（望、闻、问、切）方法收集病人信息，然后以多种辨证方法对四诊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得出诊断结论。这里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又长期没有被人注意到的问题；这就是四诊和辨证究竟诊断了什么？又能诊断什么？四诊方法只是收集病人有什么异常信息，它本身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结论是经过多种辨证方法分析处理得出的。但是任何辨证方法只是辨证而已，得出的只能是证候结论，而不是患有何病的结论。诚然，中医学有自己的病名，但是中医学的病名多是标明主症的概念，而没有包含病因，也没有包含病理，因此这种病名缺少有意义的内涵，既没有在理论上说明什么，也不能在实践上指导什么。既然中医学的诊断只完成了证候的诊断，那就只能提供治疗证候的依据，而不能提供治疗疾病的依据。证候永远都是疾病的证候，诊断只提供治疗证候的依据而未提供治疗疾病的依据，那么应该如何评判这种诊断的价值呢？它具有多少指导疾病治疗的意义呢？

1.9只针对证候治疗必然会导致对疾病治疗的延误

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原则要求必须依疾病的证候进行治疗，不论何病，表现出什么证候，就确定什么治则和处什么方药，而不考虑所治的是什么疾病。正因为这样的原则，中医学才可以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这种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法则超越了疾病对治疗的限制，疾病被排除在治疗的视野之外。这种只重视治证而忽略治病的原则在理论上合理吗？在实践上又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对异病同证而言，因为病证之间的联系不是特异性的，某证候不是某疾病特有的，而是不同病共有的，那么根据共同的证候进行的治疗就必然没有把疾病的个性考虑在内，而对疾病特殊性缺少针对性的治疗，其效果会是理想准确的吗？对同病异证而言，因为病证的不对应性，对不同证候施以不同的治疗，又会把疾病的共性排除在治疗之外，那么不同的治疗都能准确针对疾病的共性吗？而既忽略了疾病的个性又忽略了疾病共性的疗法，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疾病或延或误的不良后果。如此应怎样认识和评价辨证论治的意义及价值呢？

1.10中医学理论不能说明“不内外因”的意义

“不内外因”是中医学病因学的内容，从古到今的中医学书籍中都有大量篇幅的论述。在中医学的病因学中，“不内外因”包括饮食、劳逸、金刃跌仆、虫兽咬噬、烧烫冷冻等因素对人体的伤害作用。从实际而言，这部分病因是最客观的实证性病因，有事可稽，有迹可查，有物可考。按理应该对这部分病因给以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其致病作用给出客观实际的说明。然而中医学理论虽然看到了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是却无力对其给出理论性的说明。因此尽管这样的病因客观存在，但是中医学理论却不能像对六淫和七情那样对“不内外因”作出病因特点和作用机制的说明，所以这种病因实际上不得不游离于中医学术体系之外。[7]如不同饮食的致病作用有怎样的区别？不同的虫兽对人的伤害有生么不同？不同的金刃跌仆的不同致病机制怎样？这种“不内外因”与所导致的证候有怎样的必然联系？什么虫兽导致虚证？什么饮食导致实证？阴、阳、表、里、寒、热不同证候怎样由这种“不内外因”给出说明？对这样的问题，中医学在理论上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医学中这样的理论缺陷还有多方面的表现，如为什么中医学诊断在法医学伤残或死因鉴定方面无效？为什么中医学理论无法对骨伤科的骨折、脱位作出诊断？又为什么中医学理论不能对骨折、脱位的整复固定给出有效指导？为什么无力指导诊断治疗仪器的发明创造？如此等等，都需要在学术上给出有深度、广度和高度的分析。

(中医学理论缺陷的学术分析待续)

清歌一曲月如霜

今天的马甲与钓鱼族终于出现了，对于类似刺猬的马甲有时真不好对付......

搜了一下钓鱼贴，学习一下特征就明白什么原因了，呵呵

钓鱼贴
1.概述
就是放饵等鱼上钩的帖子，饵就是一些可笑的“事实”，一旦帖子出来，就会有人出来顶帖子，那些人可以说就是所谓的鱼，鱼就是LZ想看的笑话，因为鱼看不出来那些可笑的“事实”的帖子中的错误。这招天涯上好像最近很流行，主要是钓一些JY。
2.钓鱼贴起的未必是负面作用　　
1）你不钓鱼不代表战沙猫眼不钓，美分众一样会炮制真相文来达到宣传目的，而且不会有故意留下的破绽，更难戳穿。杜绝钓鱼不会使情况有明显改观，真相文的扩散是不可阻挡的，除非你能不让真相党说话。
　　2）普通人对有明显智商测试痕迹的钓鱼文的反应
　　 A看出破绽，智商优越
　　 B没看出，相信了
　　 B1被旁人指出破绽，被愚弄，恼怒
　　 B2没人戳穿，一直相信
　　 A、B1与B2的比例由钓鱼的明显程度有关
　　 C知道被戳穿了，就是相信，这种人怎么样都会相信，钓鱼与否没有影响
　　被戳穿的钓鱼只会让围观众(A+B1，B2随时可能成为B1)对网文真实性产生怀疑，钓鱼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取决于能否被看穿
　　3）钓鱼贴进化的真相文，看过钓鱼贴的显然不会相信，钓鱼贴流传不够广泛才会让真相文有机可乘《李富贵》的舆论战术，虽然理想化，但是蛮好玩的，也比较认同给骂战者送钱——有骨气的拒收不再骂，没骨气的收到假钞后愤而拒绝骂用更离奇脑残的***的谣言对付似是而非的***的谣言
　　总而言之，钓鱼贴的作用取决于能否广泛流传并迅速被看出脑残之处，钓鱼贴不可怕，只能小范围流传+鱼饵过于隐蔽不能被大部分人识别才可怕
3.例证
高铁引发地质灾害？原是被“钓鱼贴”恶搞
2010年11月04日 06:31华西都市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高铁引发地质灾害？你被“钓鱼”恶搞了！
网络辞典
“钓鱼文”
“钓鱼”是一种网络恶作剧行为，目的是嘲笑和打击那些看文章不仔细的网友，不仅作者有意识地埋下陷阱，还有“钓鱼党”有组织地加以传播。《高铁》一文是比较典型的“钓鱼文”，用一篇杜撰的文章或图片，在互联网上发布，使目标群体产生先是相信、继而发现自己错信了杜撰文章的过程。”
9月8日开始，《高铁——悄悄开启群发性地质灾害的魔盒》一帖在网上疯传。帖子称，中科院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张拾迈教授经过全面细致的研究，得出“中国的地质不适合建高铁”的结论。因此文影响过大，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还专门发声明澄清并无这么一位教授。记者调查发现，这是一篇“钓鱼文”。
《高铁》一文说，“张拾迈教授”经研究后认为在中国的地质条件下，高铁产生的“夏尔谢夫力”将连锁导致严重的“斯蒂芬金效应”，从而引起群发性的地质灾害。他将研究成果写成报告，“多次致信铁道部和国务院，陈述了高铁的风险，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文章把高铁建设和中国地质灾害联系起来：“随着一批时速220、350甚至380公里高铁的建成通车，夏尔谢夫力和相应造成的斯蒂芬金效应相比过去是飞跃性的。自2009年下半年起，中国的地震灾害变得异乎寻常的频繁。”
据百度物理吧网友“碘化亚铜”发的揭秘文章《记一次玩大了的钓鱼》透露，《高铁》的作者最先在未名时空BBS发表这篇文章。“整篇文章完全胡诌八扯，目的就是恶搞黄万里，追求的就是无厘头的非逻辑，还掺上一串串的冷笑话。”结果这篇文章被以许多耸动的标题在SNS网站上传播非常广泛。
而作者本人也于9月8日在未名时空“自首”：“在文中我用彩蛋向本站的2个id致敬了，‘夏’尔‘谢’夫力是指‘虾蟹’，‘斯蒂芬金效应’是指‘StephenKing’（注：美国著名恐怖小说作家）。正是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挖坑不倦的精神鼓励了我的创作。我想让他们知道。”据《南方都市报》
4.钓鱼综合症
1）除了穿衣服部位,都是黑的发紫(属健康颜色) 。
2）平时上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钓鱼网 。
3）连上厕所,挤公交的时候脑子里都沉浸在溜鱼时的快感。
4）在路上碰到陌生钓鱼人路过的时候,也会问候一声:师傅, 去哪钓去,出鱼不?
5）一回到市区就觉得难受,不如在河边带劲。
6）感觉最惬意的喝酒方式就是:伴住夜晚凉风,趁住漫天星斗,和钓鱼哥们席地而做,一瓶二锅头,一 斤牛肉，一碟花生米加一头大蒜.
7）搁单位或谈生意,如果对方也是钓家,感觉特亲,啥事都好办。
8）放假钓鱼时间,比陪老婆孩儿时间多。
9）私房钱基本都花在买鱼具钓鱼上面了,有时候还得厚着脸皮向媳妇申请"贷款"。
10）为了能钓鱼,讨好老婆,把全家一个礼拜的衣服都洗喽,还得做饭,只要能让去钓鱼,也心甘情愿。
11）发烧39度3,只要能到河边耍几竿,比吃药打针来的快。
12）钓完鱼回家路上就开始预谋策划下周钓鱼计划。
13）买个面条都要拐个弯去鱼具店找老板钓友们喷半个小时,然后一溜小跑回家,再然后被老婆骂一顿 。
14）陪夫人逛街,唯一能让你驻留的店是鱼具店,饭店和厕所 。
15）坐在车上老是不由自主的练习搓饵。
16）超市里东西不少但总觉得没什么可买,渔具店里的东西不多但总觉得买的不够多。
17）不能去钓鱼就在家里捣鼓渔具。
18）钓鱼前准备半天，钓鱼后整理半天。
19）路过书报亭总要看看有没有钓鱼的杂志。
20）看到水就想在那个位置开钓好。
21）到药店就问那种药可以浸药酒钓鱼。
22）到百货店就看看那种粉可以钓鱼。
23）吃到好的东西，就想用它试一下，可否用来作饵钓鱼。
24）开车出差时，经常借故到钓鱼场观看别人钓鱼。
25）车尾箱经常装满，里面除渔具外没有任何东西。
26. 外出钓鱼，至少带15种鱼饵、5种添加剂，3种打窝料。
27）看到水就兴奋。
28）老了想在深山水库旁盖个茅草房。
29）上厕所拿漂盒看看。
30）好好的公司老总不做,要去水库边做盲流。
31）家里好菜好饭不吃,要去鱼塘边吃干粮快餐(甚至挨饿)。
32）给自己买东西能省则省,但买鱼具却不能马虎将就。
33）自己可以吃的差一些,给鱼要吃最好的。
34）老婆可以一周不碰,鱼不能一周不钓。
钓鱼族的根基，你看明白了么？

清歌一曲月如霜

中西医之争实际上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

司履生

　　这几天，该不该废止中医的辩论在网上闹得轰轰烈烈。本不想参加这场争论，
一是正忙着修改研究生的论文，还在应邀作一个讲座，没有时间介入，二是我相
信，先进的代替落后的，科学的代替愚昧的，民主自由代替******，这是人类
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谁也违背不了。

　　中西医之争，说白了，是现代医学与中国的传统医学之争。我们今天辩论中
所指的西医决不是西波克拉底时代的西医，也不是十八世纪以前的西医，所以，
准确的说，是指的现代医学。至于说到中医，当然是指的那些只知道阴阳五行，
连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结构和功能都说不清楚的中国传统医学。这个中医，绝对不
包括中华民族的其他兄弟民族的医学，如藏医，蒙医等等，自然也不包括自现代
医学传入之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用现代医学成就武装起来的中国医生，
和用现代科学研究手段研究中国人民的常见多发病以及相关领域，并作出重要贡
献的研究人员。也不包括那些乐于看到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进步而愿意学习现代医
学的原来是中医的那一部分医生。这个中医，显然是指那些固步自封的，是守着
祖宗的老规矩不放的，至今还要在中医学院坚持用阴阳五行愚弄青年学生，动不
动用祖传秘方吓人骗钱的那一部分人。

　　说到中华民族繁衍了几千年全是中医的贡献，并且用这句话来证明中医是科
学的，恐怕是根据不充分的，试想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民族，没有中医不是也繁衍
了几千年吗。自然界的亿万生物，连苍蝇蚊子不吃中药不是也照样在繁衍吗。再
说，在中医出现前的多少万年里，人类不是照样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吗。
我是想说，任何物种，包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都会获得天然的适应能力和抗病
能力，这是其繁衍的基础。因此，不能把中华民族的繁衍完全归之于中医的伟大
成就。事实上，在中国推广新法接生以前，也就是50年以前，中国的新生儿死亡
率和产妇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好端端的妇女，坐月子，因旧法接生，得产后风，
新生儿得四六风，死得不计其数，中医对此没认识，认为是着了风引起的，生小
孩以后，窗子关得严严实实，屋子里黑古隆冬，大热天，产妇还得穿着棉衣，说
是怕着风，结果照样得产后风和四六风死人，（我60年下乡到陕西的偏远地区，
许多村子还有这种情况）。只是学了现代医学以后，知道了病因，做到了接生时
要严格消毒，才结束了这种可怕的局面，这已经比西方晚了一百多年。再说了，
一个小小的血吸虫病，把中国人弄得万户萧疏，中医预防不了，只是现代医学证
明其病因和传播途径以后，才使之有可能被消灭。另外，中国人几千年都是靠牛
耕地，都是用锄头锄地，牛犁和锄头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可谓贡献大矣，我们是不
是要保存这种耕作方式，对西方传播进来的现代化耕种方式完全予以拒绝，不要
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了呢？我们学习了这种先进的东西，是不是违背了祖训呢，
是不是数典忘祖了呢，我想，不用说，大家心里都很明白。

　　中医是国粹吗？粹本来是指精华而言的。我不知道，是谁把中医抬举到中华
民族精华的高度。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进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医学的发展也
是一样，世界各民族都是从求神问巫开始的，后来西方有个希波格拉第，搞了个
“液体病理学”，中国这边则有了个阴阳五行。再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
命，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得到了发展，直至现在，已经达到了分子医学水平，即
所谓的现代医学，而我们这边，在中医学院里死抱着阴阳五行，经络不放，放着
现代的人体解剖学不要，而要去给学生讲那些根本就不真实的五脏六腑，根本就
没法证实的经络，要学生根据这种理论去辨证施治，还说这是国粹，这不能丢，
这不是在扼杀和摧残青年学生，愚弄广大中国老百姓吗？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
离不开创造新的先进的东西，丢弃旧的落后的糟粕，而我们的传统医学不能随着
时代的进步，闹到目前的地步，这只能怨我们这个民族自己，怨不得别人。尤其
是，至今我们还分不清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中真正的优秀的东西和落后的要不得
的东西，而硬要把落后东西当国粹加以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
自己亲手做过中医扎针把心脏扎穿致死人命的尸体解剖。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孩患
脑瘤头痛，看中医吃中药被耽误了的。而我看到大篇大篇的中医治癌的广告，可
我没见过一个真正是中医治好的癌症病人，而这些“中医”没有一个不是为了骗
别人钱而印那么多广告的。要保留这种国粹只是对这种“中医”有好处，于国于
民是绝对不利的。直到今天中午，还听到凤凰台的电视广播中说，身患癌症的霍
英东老先生在北京接受了包括气功在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不治身亡的消息，拿
气功这种东西治疗癌症，还发生在北京的知名医院，还是为中国的名人治病，这
能说明什么呢？在当今的中国，伪科学居然能如此横行，这又说明什么呢，不是
再清楚不过了吗？

　　目前的中西医之争实际上是一次在新形势下的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试
想中国近百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曲折历程，可想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不光
有民众中的阻力，还有来自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从戊戌***，洋务运动，
辛亥***，五四运动，以至四九年的***，两个凡是的辩论，每一次的思想解放
运动都未能认认真真的进行，都是老百姓，知识分子有良好的意愿，……最后却
都是走了过场，我们还真是得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清歌一曲月如霜

【讨论】乱弹中医的科学性和中医如何走出困境




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学，它的方法论、理论体系很完备。这很了不起，而且关键是在临床上
它是能够治病的。但是中医的理论和它的效果，似乎是两码事情。

中医学的理论是纯粹推理出来的理论，而不是像西方科学体系一样，靠着归纳和演绎出来
的。虽然中医理论确实可以用逻辑来演绎，但这个理论的基础，却类似于“天赋神权”一
样，缺乏可靠的证明和坚实的逻辑基础。类似于公理，似乎不证自明；但它肯定不是公理，
因为好多人，比如相信科学的人们就不认同。

科学就必须能够被证伪，不能证伪的是信仰或者文化。

中医我觉得不是宗教，更不是科学；某种程度上，它似乎应该是一种文化。讨论文化的真伪
往往得不到结果，只能引发争议。现在对于中医的讨论，全部是这样的结果。带来的是争议
而不是结果。

但是中医不是科学，并不能否认它一样能够治病。只不过它的治病的理论和方法不是科学的
因为中医属于文化而不是科学，所以才导致掌握它的理论方法，并用于实践是极端困难的。
很难把握，所以庸医甚多。中医的困境主要在这里面。就是它的理论方法难以把握，所以治
疗多靠经验，很难标准化，就意味着难以被大规模的应用。同样的病能够诊断出不同的病因
同样的病因，治疗方案有千奇百怪。这样自然会影响对中医的评价和应用。

我个人是学习工程的，对于中医有兴趣。我的朋友有做西医的，但是很信任中医，自己学习
伤寒论，给家人治病，往往奏效，所以他很信任中医。也有朋友得了西医确诊的遗传性绝症，
而自己看中医书籍，治好了自己的病，而立志去做中医生的。生在中国，大约我们身边都会
有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而不是科学的信仰，让我们相信中医真的有效。

中医绝对不是现代我们意义上的科学，但不是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对于病人来说，要的是
治好自己的病，要的是经济、且能治好自己的疾病的医生。

中医人士何必纠结于中医是科学，显然凡了解科学的定义的，都无法认同中医是科学。中医
的理论良莠不齐，这个是自己绕不过去的硬伤。何必一定要去证明自己的科学性？比如中医
研究院改名中医科学研究院。真是中医人士自己不自信的表现。

我对中医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能治好病就行了；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万有引力同样
起作用。在中医无法用科学来解释和阐释的时候，中医也一样能够治病。

中医人士应该走出这个困境，进入到怎么用传统的中医疗法来更好的治疗疾病，最好能够用
现代医学的方法论，实证、循证、归纳，得到相对简单、标准化的诊断和治疗体系，把却有
治疗效果的疾病和疗法确定下来，而绕过玄虚的理论体系。但这就需要分科分类，细化才能
让大家的精力在各种不同类别疾病上，把它的治疗方法、诊断办法标准化。这是一个庞大的
工程。

不能证伪的理论体系，沿着玄虚的理论探讨，只能越来越把自己的脑袋搞迷糊；我最近看到
代谢组学的研究方法就很适合中成药，当我们说不清楚道理的时候，只要有好的结果即可。

对于中医，我们最好秉持实用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以科学来苛责它；对于中医人士，则最好
学习现代科学方法，致力于中医诊断、治疗的相对标准化，用实证方法来让它在新时代获得
更好的生命力。

争论无益，特别是对于中医人士，我们明明知道中医并非科学体系；何必一定要证明这个不
可能的问题呢？对于中医存亡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做具体的归纳、实证，把有效的疗法和诊断
体系化，这样才能走出颓势。

简单而言之，中医的困境并不在于是否科学的认同；而在于能否把诊断、治疗相对简化和标
准化，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应该把自己有效诊疗方案简化和标准化后，推而广之，能够让
更多的人缓解病痛，远比争论是否科学更重要。

最后说说，个人认为，中医应该恢复民间立场；现代的医学体系既然不支持中医，希望中医
像韩国日本一样，走到民间去。中医靠着民间的努力，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文化背景，在英
国、美国、加拿大，都获得了生存机会。东亚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废除中医，但今天中医
中药仍然是日本的医疗体系的一部分。

这些显然靠的不是中医的科学性，靠的是中医的效果获得了认同。怎样把中医确实有效的治
疗方案总结出来，并推而广之，这才是中医学界应该努力的方向。

清歌一曲月如霜

中国医学史语义分析

——合成谬误


·天路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4e2b10100o1ml.html

题记：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条路各自延展，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扉页题词

先讲个故事：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这次论争以朱熹的落败而告终，所谓“教人”之法，应该是“哪种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而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归入认识论的问题。关于这段往事，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陆九渊集》卷三六《年谱》）。所谓“教人”之法，应该是“哪种方法才能真正造就出有道德的人”而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归入认识论的问题，朱熹的落败陆家兄弟的完胜都是由于人数对垒的关系而与”学术“无关，朱熹单刀赴会，自然抵不过带有“帮凶”的陆家兄弟。


我没听说过美国医学史、英国医学史... ...，当然，有史前期和原始人的医学起源，有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有古埃及的医学，有以色列的医学，有古印度和古代波斯的医学，有古希腊的医学，有古罗马的医学，也有阿拉伯医学，但是这些知识医学的一个阶段或者灭亡了的医学，只有中国的中医顽强地写出了一部“中国医学史”，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就是因为这种种令人惊叹的原因我们今天还在讨论中国医学史的问题。至于”合成谬误“，美国萨缪尔森《经济学》里面曾经提到，我这里是借用，中国、医学、历史都是真概念，合在一起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假概念，是为我这里说的合成谬误，不一定恰当，但我觉得尚能说明点我欲表达的意思。


我之所以首先提到”鹅湖之会“这个故事，乃是由于前几天翻了一本《中国医学史》，不幸的是使我想到了中国人的读书习惯与做学问的方法（或者说方法论）问题，这里谈医学史嘛，我自然是着重说做医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了，但有时言不尽意，有时意不尽言，大家包涵。


中国人读书，读经典自然是少不了的一环，但怎么读却大有问题，中国人读经典并非像西方人那样是与古人对话，而是自己关进黑屋子做玄想体悟，揣摩古人，讲究师承，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各家学说，中国人读书不讲究独创性，而讲究有慧根，讲究对前人的发挥发展，讲究突然“有所悟”，可能就是所谓顿悟了。更有些人讲究，述而不作，譬如孔子。讲究为往圣继绝学，经典是个宝藏，中医药也是个“伟大的宝库”，你们要好好挖掘！你读经典绝不能离经叛道，对经典要有敬畏之心，要立场坚定，如果试图挑战古人，以致竟不知天高地厚的与古人“对话”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异端，你敢挑战，就是一窍不通，就是还没入门，你敢挑战《黄帝内经》就是根本不懂中医。这些“经典”是崇拜的对象，圣人们代表天代表地，他们的言论自然就”天经地义“容不得怀疑了。这样，经典就成了模具，甚至成了做人的楷模，这样一路读下来，你读不出历史感，被这样的经典读法训练出来的人们都成了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古人永远高于近人，你的领悟乃是古人的微言大义，处处印证着古人的高，实在是高。


中国医学史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各家各派纷然杂呈，在这些家这些派里面，有的胜利了，有的没落了，究其原因像极了”鹅湖之会“的大侠们，非为学术，而是因为别的，就像朱熹的理学，并非应为他特别高深，而是因为他特别容易用于考试，人们读朱熹的书，也并非因为朱熹学问大或者特别可爱，而是因为这是块敲门砖，你不读就永远没有机会做官出人头地，你胜利了，是道理讲得好，是有人支持，譬如官方的支持，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例，你失败了，却并非一定是学术失误。谭嗣同曾经说：“故尝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这局面的形成恐怕与国人自古的读书习惯与目的不无干系。孔子曾经说过：“乡愿，德之贼也”，我为这个问题专门请教过专家，《孟子?尽心下》：“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看来所谓“乡原”之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是为人处事不讲原则，与不良现象同流合污。第二是伪装出一副忠信廉洁的面孔。第三是众皆悦之，获得了人们的认可。这种人出于自私的动机，不得罪坏人，又以伪善的面孔欺骗善良的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最容易成为一般民众公推的地方上的“无冕之王”，担当着公众事务的“业余裁判”的角色。真正有高层级道德观念的人在地方上只占少数，他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的是非观念往往一时不被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乡原”总是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出面干预，屡屡能占上风，因而造成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局面，对道德和公理形成戕害。《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中医培养了一批批的乡愿之徒，而非医学专家，古今都不乏其人，你非要跟我辩，说我胡说八道，我不和你辩，“辩无胜”的道理我早就懂得，不上你的贼船。

读西方的历史也好，哲学史也好，现代医学史也好，你会时刻体悟到一种线性的发展历程，从高到低，从表面到内部，从肤浅到深刻，他们不是为往圣继绝学，而是历史的传承者，是一个一个的接力棒，实在矛盾冲突中的发展史，一棒一棒由希波克拉底传至其“子孙”们，相比较而言，中国则不是这样，在中国人群里，在读书界，只有一个又一个热点而看不出发展阶段，到今天还是如此。在这种异化的读书习惯中，个个都被迫成了策略家，被迫成了意识形态专家，当然，读中医书的也就被迫成了中医家，只是这些家们成色如何只有天知道。


虽然“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但到底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谁又能说得清？中医家们也是这样的情况，纵观一部”医学史“，只是一个个结论的罗列，大多没有论证，一堆堆似是而非的”道理“，我说出来了，信不信由你了，反正我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我是为往圣继绝学，我的结论怎么会错呢？诚之者天之道也，你要长进就要反身求诸诚，你诚了，你就得天道了，你就成了，至于是否遵从医学研究规律，那不是他们医学家关心的事情。所以，一个个未经验证的结论不停地都被不负责任的丢进了中医这个大箩筐，黑屋子，因为没有证伪，也就没有淘汰，以至于愈来愈庞杂，愈来愈无用，愈来愈累赘,如果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说明不了，那还不如一个梦。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德谟克利特在苦闷的自相矛盾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我不看了！他不相信感性的东西了，因为感性是遮蔽真理的，他要通过理性来发现一些本质的规律。恐怖而又伟大的希腊人，害怕感性的对象遮蔽灵魂，为了追求真理刺瞎双眼，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人生，使我们心灵的震撼之余，是否可以自问自问：什么是中医？中医家们有这个勇气吗？

希腊"智者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苏格拉底自以为无知，就专门找他们辩论，这里面名声比较大的有普罗泰格拉、高尔吉亚等人，在苏格拉底让他们臭名昭著以后也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在西方哲学史上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一批绕不过去的人们，我们的中医家们呢？医学史上却是什么都留不下，像极了高尔吉亚的著名论断，“世上没什么存在，即使存在你也不能认识，即使认识你也无法传达给别人（大意）”，在卡斯蒂缪尼的《医学史》里面也只是草草数笔一带而过，就是这点还没我们的翻译家门残酷的删除了，扔进了垃圾站，有些悲壮，有些悲哀。


... ...面对着这个根本问题，巴门尼德明确地指出了“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之间的分歧：“第一条是：存在物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她遵循真理。另一条是：存在物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走这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因为不存在物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


罗素谈到神圣古罗马帝国时说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我这里要说”中国医学史“既非医学也非历史但很中国，很中国，在这部中国医学史里，没有逻辑没有历史感，自然谈不上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了，中医这个胎儿过早的成熟了，但成熟后就不长了，时间在中医史里面停滞了，中医成了一个长不大的活化石，成了永远也进化不出骨头的中华鲟，在唏嘘之余，什么也学不到了，留给今人的只是康德笔下的的物自体，永远的不可知之物一间很屋子，了无希望，黑格尔在谈到东方是曾经说过，东方没有历史，纵有几千年，但却是停滞的几千年，我说中医也没有历史，纵有千年，也是停滞的千年，谈论中国医学史事件很滑稽的事，既无历史也无医学，谈什么呢？只剩下中国二字可谈，尼采曾经有本书叫做《看哪，这人》，在这里我也只好说：看哪，这些人，看哪，这些中医家们。

清歌一曲月如霜

教育的真正目的何在？  



转贴: 网易 2011-01-06 13:33:39

转贴者注:本贴文章部分观点或许偏激,但该贴作者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确值得讨论与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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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编者按：中国从来不缺乏对教育倾注无限热情的人，大师、学者、作家，不一而足，而学生作为教育最直接的产品，却往往失去了话语权。

近日，一篇万言长帖《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备受国人关注。一时间对于教育质量的讨论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度。

以下内容出自该贴: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XX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学生干部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清歌一曲月如霜

.【讨论】Is Chinese medicine ancient wisdom, or myth? -中医药是古老的智慧，抑或只是神话？（英国某补偿医学教授的专栏文章）


Is Chinese medicine ancient wisdom, or myth?
25 Oct 10

There is less than meets the eye when conside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ays Professor Edzard Ern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misnomer for an artificial system of health care ideas and practices generated between 1950 and 1975 by committe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aim of restructuring the vast and heterogenous herit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such a way that it fitted the principles – Marxist-Maoist type democracy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on which the future of the PRC was to be built.

'TCM, as it came to be known in the West beginning with the late 1970’s, reflects only a portion of the tremendously variegated body of knowledge accumulated in the preceding two millennia. While it is entirely understandable and legitimate fo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select from this tradition, and to reinterpret those elements it considers helpful to build a future meaningful coexistence of modern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and practices,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popula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wish to make the same choices when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legacy of the past.' [1]

These are the words of P.U. Unschuld, a medical historian who is widely appreciated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expert in Chinese medicine. Unschuld has repeatedly shown that:

? The Marxist founders of the PRC thought less than highly of China’s ‘old medicine’; one even called it a ‘millennia-old dung heap’

?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reasons they could not abolish the ‘old medicine’, even though they would have like to

? Instead they created ‘TCM’ which is an artefact composed of traditions that do not belong together and have no common concept.

When I first visited China, I think this was in 1980, I was not aware of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Yet I did certainly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patients and doctors alike) would have gladly abandoned TCM, if they could have afforded western medicines, and tha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was not a reality but an impression the Chinese officials were instructed to give to foreign visitors. These impressions were confirmed during a subsequent visit and through candid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researchers.

But they are only impressions! How can we research this subject more systematically? A recent survey [2] might be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170 students from China visiting UK universities were asked which system they preferred. The results show quite clearly that participants preferred western medicine over TCM while in the UK.

And the message from all this? Let me formulate it as a question: Should we perhaps be more critical about the value of TCM and ask ourselves whether we are not in danger of over-estimating it mainly because we perceive it to rely on ‘ancient wisdom’?

Professor Edzard Ernst is professor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t the Peninsula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Exeter.

References :

1. http://atpracticeinsights.com/mpacms/at/article.php?id=28498

2. Bishop FL, Lim CY, Leydon GM, Lewith G.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K: patterns and correlates of their use of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lement Ther Clin Pract 2009; 15(1):8-13

翻译
我只是对此文进行了翻译，并不代表我认同作者的观点，相反我认为其论调大部分是bull sh*t，并且对他一切都往政治上靠的论调很反感，在此附上此文的原链接：

http://www.pulsetoday.co.uk/story.asp?storycode=4127501

大家可以看到英国的读者们对他文章的批判

中医药是古老的智慧，抑或只是神话？

中医药的眼球效应更甚于中医药本身，Edzard Ernst教授表示。

中医药被误作为一种医疗保健系统并在中国实行开来是在1950至1975年间，目的是对中医药这一巨大的，异质的遗产进行改造，以使其成为符合马克思主义—MZD思想式的民主与现代科学，这正是中国所要建设的未来。

“中医药（TCM）被西方所知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它只反映了在过去2000年间积累的这一巨大的，繁杂的认知的的一部分。虽然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这一传统，并重新进行了诠释以有助于在未来建立一个现代西方理念和传统中国思想并存的社会是完全可以理解并合情合法的，但目前尚不清楚西方国家的人们在面对祖先的遗产时是否希望作出同样的选择”。 [1]

上述源自于公认的在中医药方面的专家P.U. Unschuld（西方所谓的著名汉学家，译者注）。Unschuld再三表示：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同“中国的旧药”；其中一人甚至称之为“千年的牛粪堆” （millennia-old dung heap）

? 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他们不能废止这个“旧医药”，即使他们想要这样

? 相反，他们创造出“中国传统医药”（TCM）这一不符合传统和普遍概念的名词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想那大概是在1980年，我还并不清楚这一历史背景。然而后来我确定了这一印象，中国人（患者和医生之类）乐于抛弃中医药，如果他们负担得起西医西药的话。两套系统（中医药和西医药）并存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官方要求他们给予外国参观者两个系统和谐共存的印象。这一印象在以后的访问和与中国的研究者们进行坦率的讨论中得到了证实。

但是那只是印象！我们怎样才能对中医药进行系统的研究呢？最近的一次调查[2]可能朝正确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178个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被询问会优先选择哪个系统。结果明确显示在英国他们会优先选择西医药。

通过以上的全部信息，让我系统的阐述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更应该批判性的看待中医药的价值，更应该先问问自己是否高估了中医药的安全性，只是因为我们认知它是源于对“古老的智慧”的信赖。



Edzard Ernst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半岛医学院（Peninsula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Exeter）补偿医学（complementary medicine）的教授。

参考文献:

1. http://atpracticeinsights.com/mpacms/at/article.php?id=28498

2. Bishop FL, Lim CY, Leydon GM, Lewith G.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K: patterns and correlates of their use of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lement Ther Clin Pract 2009; 15(1):8-13

清歌一曲月如霜

“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医生职业”——百年前老外看中国

　　摘自：《尘埃——百年前一个俄国外交官眼中的中国》，（俄）D.马克戈万
著，脱启明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

　　正在营业中的中药店铺

　　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从事医生职业。这里既没有为从事医疗事业的人制定
的级别、标准，也没有从事医疗治病的医院、解剖室，更没有任何行医规范。只
要穿上象征医生职业的长衫，看病时做出阴沉的，但略显懂行的神态，再说出一
些中草药的名称，那么他就可以看病当医生了。

　　在中国，不但能轻而易举地当上医生，而且还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凡是从
事医生职业的人没有谁会自认为自己是门外汉的。比如说，昨天还是一个地道的、
与其他任何干农活的人没有任何区别的农民--就是从他那满身肮脏的破衣服上也
不敢想他会是做另外一种职业的人，今天，会突然听说，他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
行医经验丰富的高明医生。

　　这里，医生行医从不分病人的症状、种类，他们对所有的患者几乎都是一种
药方。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没文化的农民来医生这里看病，他患的是晚期肺结核。
医生简单地看后，就说：要想治好病，只能服我制的汤药。求医的人不但不怀疑
而且还借钱购买他的汤药。因为他们确信，医生开的药肯定会有疗效的。

　　当然，在中国，不是所有行医的人都是如此草率地对待病人的。许多当了医
生的人在认真地钻研中国前辈流传下来的行医专著。这些医学著作年代越久，其
价值就越大。按中国人的说法，谁若是研究了这些专著，谁就能医治好所有患者
的疾病。因为所有疾病都被作者治疗了。除了古代医学专家的治愈方法外，中国
人是不认同其他的新理论、新方式的。他们认为，古代医学家已经详尽地研究了
那个时代的所有人的症状，因此，他们的研究理论、专著问世后，就再不必相信
有更新、更好的医治方式与方法了。当先人的医学理论传给后人以后，那么剩下
来的，后人只要依照先人的理论具体医治患者的疾病就可以了。

　　在中国古典医学作者中最出名的当属公元前2737年的神农氏。不过，不论您
怎样向中国的有地位的学者或医生求索神农氏的著作，他们都不会向您出示的。
神农氏被中国人奉为神医。据传说，这位神农氏是一位很神奇的皇帝，他为百姓
看病时能看透人体，并且能准确地使患者摆脱掉疾病与痛苦。为了深入研究人体
变化形态，神农氏还与生俱备了一个能辨别物质特性的胃，这样就能根据不同的
患者对症下药。他研制的药品是那种使人能在其消化系统收到疗效的中草药。他
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写进了自己的专著里，供后人应用。传说，这是一部最具权威
性的指导用药的医学专著。

　　稍晚些时候，约在公元221-254年间的“三国”时期，出现了一位最优秀的
医学家--华佗。看来，这是一位既大胆又高明的医生：当发现疾病威胁到生命时，
他甚至会采用手术的方法进行治愈。民间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三国首领为争领
地发生了激战，战斗中一位著名将领的手臂上中了敌箭，所以，他不惜采取了刮
骨取毒的办法。最后，毒取出来了，将军也得救了。还有一个故事：三国中的一
位武帝耳闻华佗医术高超，就召来给自己看病。经过一番认真的检查之后，华佗
对武帝说道：“您的病非常严重，应当立即进行手术。而且要想彻底治愈的话，
必须进行开颅手术。只有开颅手术才能去掉您脑子的疾病。”华佗的建议使武帝
大为愤怒，他反驳道：“我明白，你就是想杀死我。不过，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不
让你的阴谋得逞。”很快，华佗就被关进了监狱，没几日就被砍头了。在监狱存
活的几天里，狱卒对华佗照顾得很好。为了答谢，华佗拿出了自己多年研究的医
学著作手稿，对狱卒说：“我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感谢您，这有一部手稿，你
拿回去好好保存。它不但对您，就是对您的后人也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狱卒将这价值连城的手稿带回了家，并交给妻子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
狱卒又向妻子讲述了华佗医生讲过的话。但是妻子并没在意丈夫的话，几天以后，
她就把手稿拿出来当引柴烧。看到妻子的这一举动后，狱卒大惊失色，而妻子则
安抚道：“我决定还是要烧掉这晦气的书稿，以解脱你的罪责。你想想，华佗的
渊博学识有什么用？假使你也有了华佗的知识、学问，那么你也会遭殃的。所以，
惟一的出路就是离这该死的东西远一点。”狱卒只是从妻子手中抢下了部分书稿，
留给了后人。而这部分书稿就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医生。

　　在公元618年的唐朝，中国医学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期间出了一位叫孙
思邈的医生，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称颂他对医学界的贡献。后人将他视为“医神
--生命的保卫者”，为歌颂他的荣誉，还为他立了庙。历史上有关他妙手回春的
传说是很多的。比如，有这样的故事：一次，一位公主生病了。宫廷里的所有御
医都没能力看好她的病。这时，孙思邈的声望已世人皆知。于是，皇宫派人把他
接到宫里为公主看病。但是，按当时的礼节，公主与医生是要被蔽帘隔开的。所
以，他们只能用一条线来相连、沟通，也就是说，孙思邈要通过一条末端搭在公
主手腕上的绸线来诊断患者的病情。可是公主开始并不相信孙思邈的医术。为了
试探他的真实水平，在诊病之前，她先把绸线的末端系在了木床腿上。但是，当
孙思邈一接触到属于自己一端的绸线就说道：“这是系在了木头上，而不是系在
人体上了。”话一传出，使得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惊叹。但是，公主并没放弃测
试。这次，她把绸线的末端又系在了小狗的腿上。孙思邈触到自己的绸线末端后
说：“这是系在了矮小的动物身上。”说完，他表示无论如何也不再给公主诊断
病情了。经过两次试验后，公主的疑虑彻底消失了。她真正信服了孙思邈，并且
还喜欢上了他。

　　中国医生分内科、外科两个门派。不过有时也有内外兼治的。为了想进一步
了解有关中医的情况，一次，我特意请来一位中国医生给我的仆人看病，仆人当
时患的是寒热病。医生身着白大褂，举止得体，如同其他同行一样，尽量做出受
人尊敬的样子，估计年龄在50岁上下，一副知识分子神态。看得出，他既敬业又
自重。看病时，他始终笑容满面，给人以非常自信的感觉。

　　他对患者观察得很详细、很认真。只见他静静地坐在患者对面，一只手轻轻
地按动对方左手的脉搏。他按动脉搏的样子很特别：有时像按动钢琴的键盘一样，
灵活自如。大约三分钟后，他又开始以同样的方式按动患者的右手脉搏。我询问
道，为什么需要分别按动患者的左右手，难道人左右手的脉搏是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他回答道。“当然不一样！我之所以按动左右手，是想准确地诊断
出患者的病情。”他接着说道：“人体分为十二经脉。六个经脉在左手，六个经
脉在右手。只有全部按动左右手，才能分辨出病情出自在哪个经脉上。”

　　“那么，您看出什么结果了吗？”

　　“看出来了。您的仆人之所以患上了寒热病，

　　是因为他的肝脏与胆囊着凉了。我给他开一副药，吃下去就会见效的。”

　　经他一说，我想起来，中国人大概把胆看成是很重要的器官。我又问道，是
不是每个人的胆都是不一样的。“是的。”医生肯定道：“有的人胆很大，而有
的就相反，胆很小。”“那么哪一种好呢？”我继续问。“当然是小的好啦。”
医生解释道：“小胆的人性格温柔，不惹事。而胆大的人性格勇猛、果断，但也
较凶狠。当兵的就应该是胆大的人。这样，他们就能英勇无畏。”

　　我耐着性子听着。虽然我内心对他的话存有疑虑，但并不想在表情上让他有
所察觉。比如，我知道，中国官兵的胆子都很小，甚至说谁要是“胆小”，对方
不但不会跟你动气，而且还随声附和：“您说得真对，我的胆囊本来就是小的。”
不过，我不能把这种话说给医生，否则的话他是会认为这是在羞辱他。

　　然后，我又十分恭敬地行了个鞠躬礼，请医生讲讲有关十二经脉的知识。于
是，对方就毫无保留地向我做了讲解。他说：“众所周知，血是流遍全身的。但
是，它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经脉有序流动的。而这个规定的时间就是指白
天的十二个小时。比如，心脏位于人体的中心位置，而血就会在白天的十二小时
内均等地向它流动。因此，这段时间内，心脏遭受的任何打击，或者叫损坏都是
十分严重的。因为此时全身的生命力都靠着循环供血的心脏控制。如果此时，心
脏受到的打击过重，则导致生命的死亡。而此时其他器官的经脉已经远离了中心
位置(心脏位置)，虽然这些器官也遭受到打击(或者是损坏)，但是它不至于使人
体立即结束生命。但是，这不是说，经脉多血或少血就无所谓了。恰恰相反，经
脉里的血还是要充足，并且是均等的。它们应当等量有序地相互流动。如果哪个
经脉出现阻塞或供血不足现象，也会威胁到生命的安全。”

　　以上的医学理论在中国医学界很盛行，甚至会普及到苦力、斗士及格斗人员
中。比如，在对打时，对方都想在最佳时间内击中对方血流集聚的部位，以迅速
取得胜利。经常有这种情况：在训练时，被击中要害的官兵往往要疼痛许多年，
甚至常年咳嗽、贫血。

　　除了外面受到打击外，手冷手热，也会使人患病。对于这种着凉受热的患者
要服用加热或变凉的中草药来治愈。按中医的观点，如果人身体发虚，则血脉不
畅，这样就要增加能量。而生热的中草药就能解决体弱的病体。相反，如果患者
得了诸如寒热病的心火过旺的病，则血脉流速过快，心力过旺，这样就要增加减
热的中草药。

　　治愈寒热病通常要服用鲜梨。它除了外表与我们食用的一样外，其口味完全
不同。这种中国人用作药材的鲜梨既硬又涩，很难入口。当那些患有寒热病的人
吃这种乏味的硬梨时，都被弄得满脸通红，眼泪汪汪。当您若向医生建议喝牛奶
时--要知道，牛奶对治愈寒热病是既卫生又有疗效的，那么您将得到反对使用的
答复：牛奶是一种催热饮料，它只能进一步增加患者的心火。往往有这样情况，
病人因为迷信这种粗俗的说法，即只能服用增加或减少冷热能量的草药而排斥其
他的治愈方法，从而导致饿死的悲惨结局。

　　在中国人中间，有两件事使我感到惊奇：一个是对医生的迷信；另一个是患
者按医生的药方随意增加服药的药量。而这些药若按正常的药量服用对身体是无
害的，但是，如果随意增加药量，比如增加到能害死一头牛的用量，那么对人则
是百害而无一利。由于存在这样的背景，所以，显而易见，在百姓中打着治病救
人幌子的江湖骗子就多了起来。这种江湖郎中很好区别：从头到脚一身白大褂，
行医的地脚竖着白幡，幡上写着吹嘘自己医术如何高明的大字。

　　一般来说，这些江湖郎中都出自落难之人。由于生活中遭遇到不幸，无法在
原地继续生存下去，出于活命才抓住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根救命草--从医行骗、浪
迹江湖。虽然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他们还是甘愿铤而走险。我就结识过这
样一种人。从其外表看可谓饱经风霜，当我们在一起交谈时，他总是吝啬失去的
时间。与其他江湖医生一样，他也身穿一件长衫，不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总
是端出一副职业医生的架势：严肃认真、彬彬有礼。只是他的一双鞋实在太破了。
不过他并不介意。是啊，连乡村的教师都穿草鞋，甚至还有的连草鞋都穿不上，
何况他呢。

　　虽然他的相貌特别，但是内心还是善良的。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幽默感。凡
是从他身边路过的人，只要有意求助他看病，都逃脱不掉他敏锐的目光。长期的
职业养成、练就了他识别患者的特殊才能。我多次发现，他能在一群群的人流中
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求医看病的患者。总之，这是一位深知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三教
九流的中国人习性特点的江湖郎中。

　　不过，总的来说，见多识广的城里人是不会求江湖郎中看病的，更不会轻意
上当受骗。所以，江湖郎中的从医行骗的重点就放在了乡村。也就是说，乡村才
是中国江湖郎中的用武之地。这里，他们可以随意在人多的地方，比如集市上挑
选个地方，挂起白幡，摆上林林总总的药品。接着便可以当着驻足观看的人群吆
喝起手中药品的神奇功效。

　　展现给无知农民的药都是江湖医生自制的。所谓“药”，无非就是干草或干
树根；由这些草、根泡制的汤药，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臭蛇肉或其他野生动物干
肉。同时展示的还有那些专为愿意镶牙的患者准备的各种牙齿。不过，真正吸引
观众的并不是盒子上的草根、汤药，而是那些专门对付头脑简单过客的吆喝声与
使人捧腹大笑的俏皮话。比如，在一群农民模样的听众中，他发现了一位面色苍
白的中年人，机会来了。他主动搭腔道：“朋友，对不起，作为医生，我不得不
说：您得病了。如果您不看的话，那么结果是很严重的。或许，您不知道怎么看
好。那没问题，我是医生，我来给您治好。”这几句话使对方惊呆了。他知道自
己的确有病，而且还以为活不长了呢。此时，他身边的人也都上下打量着他。这
更增加了他紧张的心情。

　　为了证实自己医道高明，江湖郎中还请对方吐出舌头来做进一步推断。面色
苍白的农民几乎是战战兢兢地吐出了自己的舌头，舌苔鲜红。不过，周围的人并
不清楚病人的舌苔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噢，这就清楚了！”郎中高叫道：
“我看，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不过，您应该感谢老天爷呀，因为您今天有幸
遇到了我。跟您说吧，如果再晚了，那么连我的药也救不了您了。前不久，我也
遇到过与您患上同样病的人。那次，若是没有我，他现在恐怕已经躺在坟地里
了。”听到郎中的这些连蒙带唬的话，眼前的农民倒自感安慰了。他恳求郎中赶
紧给他开几副药，使他能早日康复。郎中的企图成功了。他一下子卖给轻信的农
民整整一大盒子药丸。而对方接过药盒后还万分感激郎中的及时医治，之后便快
步跑回家去。到了家，他还会一五一十地把今天的奇遇说给妻子听：不但被郎中
诊断了病，而且还拿了治病救人的药。

　　虽然中国人也都清楚江湖郎中只不过是为讨几个吃饭钱来从医行骗，但是那
些头脑简单的人还是不免上当受骗。这些人都是听了他们的花言巧语、自吹自擂
的话后才上的当。所以，在中国，那些江湖骗子，其中包括巫医会始终有市场借
医行骗。这也是使人极为惊奇的事。可能这也算是中国民族的神秘奇异之处吧。

清歌一曲月如霜

杏林”作为医界的别称，由来已久。但是，为什么单单将“杏林”作为医界别称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典出三国时期闽籍道医董奉，据《神仙传》卷十记载：“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根据董奉的传说，人们用“杏林”称颂医生。医家每每以“杏林中人”自居。
三国时代，东吴庐山有位名医叫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与当时的张仲景、华佗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他医道高明，技术精湛，相传有起死回生之术。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他对找他看病的人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了，要在他的园子里栽5株杏树；轻病被治好的则栽种1株。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经他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竟有10余万株杏树，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聚棵成林，人称“董林杏仙”。每到杏子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一片繁枝绿叶中，累累红杏挂满枝头，煞是好看。后来，董奉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要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子。于是，每年董奉用杏子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穷苦的贫民百姓。
数年之后，董奉驾鹤西归了，“杏林佳话”的故事却一直流传了下来，明代名医郭东十分敬佩董奉，就模仿他。居山下，种下千余株杏树。苏州的郑钦谕，庭院也设杏树园圃，病人馈赠的东西，也多去接济贫民。明代的书画家赵孟病危，当时的名医严子成给他治好了，他特意画了一幅《杏林图》送给严子成。后来，人们在称赞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医生时，也往往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高手”等词句来形容。近现代的一些医药团体、杂志刊物也常以“杏林”命名。“杏林”，已成为医界的别称。有关“杏林”的佳话，不仅成为民间和医界的美谈，而且也成为历代医家激励、鞭策自己要努力提高医技，解除病人痛苦的典范，“杏林”也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  

清歌一曲月如霜

诺贝尔奖得主手稿引出的故事——DNA双螺旋结构与弗兰克林 ZT

她没有被遗忘

1962年10月,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宣布,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的莫里斯·威尔金斯、弗朗西斯·克里克和美国的杰姆斯·沃森,理由是他们发现并证明了细胞核DNA的双螺旋结构,这对于研究和认识生命现象与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感到遗憾和不公者认为,该年度这项科学大奖遗漏了导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英国女科学家罗沙琳德·弗兰克林——是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最先拍摄下了DNA的X光衍射照片,并提示DNA的结构可能是双螺旋,后来才由克里克和沃森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式。可以说,DNA双螺旋结构理论的确立乃至后来的发现,居头功者当推弗兰克林。

如今,一位美国私人收藏者获得的克里克、沃森和弗兰克林的部分私人文稿与信件,证明了弗兰克林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划时代贡献。

美国人杰里米·诺曼是一位专门收藏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手稿的“名人”。他收藏的几乎是世界顶尖级科学家的手稿、论文原件、校对样、图片等。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并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维尔金斯、克里克和沃森的部分论文手稿及私人信件已经被诺曼收藏。

她接过“接力棒”

早于弗兰克林和威尔金斯, 20世纪40年代,阿斯特伯里通过X射线结晶衍射图认为,DNA分子是多聚核苷酸分子的长链排列。然而阿斯特伯里所发现的DNA图片极其不清楚,并不能真实反映DNA清晰的图像。

40年代末,威尔金斯研究小组测定了DNA在较高温度下的X射线衍射,纠正了阿斯特伯里发现的缺陷,而且初步认识到DNA是一个螺旋形的结构。但是后来的研究再也无法使威尔金斯进入更深层面了解DNA的真实结构。这时,弗兰克林这位具有非凡才能的物理化学家加盟到威尔金斯小组。她凭借独特的思维方式,设计了能从多方面了解物质不同现象的实验方法,获取在不同温度下的DNAX射线衍射图。把这些局部的结构形状汇总,DNA的衍射图片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全面。

然而,弗兰克林由于与威尔金斯性格不合并最终从威尔金斯小组中分离出来另起门户。两强的分离使得研究的实力大大减弱,速度也大大减慢。

她的“巨人肩膀”

就在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对DNA结构进行研究时,一位名声更大的人物,从1951年起也用X射线晶体衍射方法研究蛋白质的氨基酸和多肽链的美国化学家鲍林,最后发现了血红蛋白多肽链为α螺旋链,为此他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并因此而成为全球的X射线晶体衍射权威。对科研极其敏感的鲍林随即就将注意力转至DNA,并获得了一些DNA的X射线晶体衍射图片。也许是由于实验的问题,也许是由于指导思想的问题,鲍林一直认为DNA是三螺旋结构。这让他进入了一个误区,从此再也没有走出这个死胡同,否则他会三次获诺贝尔奖(另一次是获196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克里克和沃森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1951年,美国的沃森代表导师卢里亚前往意大利参加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关于DNAX射线晶体衍射图分析报告吸引了沃森。可以说,这是对沃森研究DNA结构的启蒙。沃森博士学业完成后被导师推荐到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与克里克相遇并共同研究DNA的结构。虽然受到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报告的启发,但是,DNA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螺旋结构,是双链、三链还是四链,沃森和克里克心中没谱。

沃森与克里克想像DNA的螺旋结构应该是三螺旋,并由此展开了“搭积木”游戏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也许是从鲍林那里获得的启示,因为鲍林发现血红蛋白的α螺旋链就是靠“搭积木”摆弄出来的。这也不足为怪,化学分子的许多结构模型都是这样被人们认识的。

最初,沃森与克里克千辛万苦地按照他们的理解把糖和磷酸置于中间,4个碱基位于外侧,搭出了DNA三螺旋的结构。他们认为,这个模式与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提供的X衍射图比较吻合。沃森和克里克向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透露了他们的最新重大成果。然而弗兰克林对两位的成果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缺陷,这个模型过分模仿水分子。也即是说,DNA的螺旋结构并不是三螺旋。

尽管弗兰克林当时并不知道DNA的精确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但是通过研究她至少知道DNA结构不应当是什么样的。正是她这种独特的指路明灯式的光芒把沃森和克里克一步步引入正确的方向。

沃森和克里克正在沮丧并对碱基的互补原理进一步理解之时,另一个竞争对手鲍林宣布发现了DNA螺旋结构。然而鲍林也错了,他也把DNA结构搞成了三螺旋。沃森与克里克既惊且喜。喜的是鲍林也搞错了,惊的是时不我待。

于是,他们又分别找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讨论, DNA螺旋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结构。因为威尔金斯和弗兰克都否定了沃森和克里克的设想。然而,正是在1953年2月14日与威尔金斯的讨论中,威尔金斯出示了一幅弗兰克林于1951年11月在研究时获得的非常清晰的DNA晶体衍射照片。威尔金斯出据照片是为了证明沃森与克里克思路的错误,然而不曾料想,这张照片像一簇电石火花猛然点燃了沃森头脑中蓄势已久的灵感干柴,使之蓬勃燃烧。沃森不禁要叫出来：上帝!DNA链只能是双链的才会显示出这样漂亮而清晰的图!

果然,当1953年2月28日沃森和克里克在“搭积木”中把核酸和糖改放在外侧、把碱基置于中间后,摆弄出了正确的DNA双螺旋结构。而这距他看到弗兰克林那张清晰的照片只有两周的时间。1953年4月25日,《自然》杂志发表了沃森与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结构假说的短文,并配有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的两篇文章,以支持沃森和克里克的假说。后来鲍林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也从不同方面证明了DNA双螺旋结构。

她是不是悲剧人物

有人认为,弗兰克林是科学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尽管她是DNA双螺旋结构的重要发现者,但她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她有可能做得更好,很可能是由她与威尔金斯最后全部发现和解释DNA双螺旋的奥秘,而不是让幸运凤凰飞到克里克和沃森的梧桐树上。

然而,沃森和克里克可能不会忘记弗兰克林。在诺曼收藏的诺贝尔奖得主的稿件与信件中,有一封弗兰克林与沃森和克里克的通信,证明了弗兰克林对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功不可没。信中,克里克和沃森对弗兰克林说,她和维尔金斯的DNA双螺旋结构X衍射图片对他们启发很大。这封信实际上是感谢弗兰克林于1951年11月获得的非常清晰的DNA晶体衍射照片,正是在这张图片和以前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的不断指引,才使他们最终摘取了DNA双螺旋结构的金牌。

1958年弗兰克林因患卵巢癌而英年早逝,年仅37岁。按早年诺贝尔立下的规矩：诺贝尔奖只发给那些为人类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并且在世的人,自然该奖无法授予弗兰克林。

同时,按诺贝尔奖评选的不成文规定,一次授奖的个人不能超过3人。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显然是4个人的功绩,如果弗兰克林健在,这肯定会难倒评委们。只是弗兰克林的因病去世,为诺贝尔奖评委们创造了一个天造地设的机会,获奖者刚好3人,评审既能各方如意,评委们也不会无从选择和良心有愧。

科学学家朱克曼曾对诺贝尔奖作过比较尖锐的评价,认为诺贝尔奖只是授予那些收获者,而不是那些播种者；只给予那些继承者,而不是创始者。

清歌一曲月如霜

再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遗珠之憾

孟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 ... =blog&id=368967[/url]

最近一期的Nature, 发表了一些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那个关键时期的一些书信(1)。这些信件，当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它们被扔掉了。但幸运的是，它们偏偏都保留了下来。这对人们认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怎么产生的，有些帮助。这些信件是被Sydney Brenner保留了下来的。后者和克里克曾经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不知什么原因，克里克的信件混在Brenner的文档中，得以保留下来。当Brenner把他的几箱文件收藏捐给冷泉港实验室图书馆时，那些信件终于又见天日。这些1950到1976的通信，成为DNA结构发现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直接的证据。 我读到Nature这些报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收藏历史记录是重要的。见过太多湮灭历史的事件，有，被说成没有，或者抹掉历史事实的痕迹。我最初感受到这些反人类的劣迹，是杨钟健先生的儿子，到美国来收集他父亲早年的国际学术活动的记录。他说，在中国已经很难见到有关杨先生早年活动的资料了。相关的文字资料，在***中都被抄走毁掉。他最后几乎完全是依据在美方留下的记录，写出来一个小册子，算是对他父亲的一点纪念，也是对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交代。最近这些年，科学院的所也在写所史，但有些所的很多文字档案记录，都在***中被毁灭掉。现在要写起历史来，只能打马虎眼，没有真正翔实的记录可以为依据。能够为早年的历史提供见证的人，也都相继谢世。很多历史，丢掉了就永远的丢掉了。
我的第二个反应，就是想起曾经写过的一篇博文：[url=http://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故事与感想《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故事与感想[url=http://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6938]》[/url]，讲那个伟大发现中的一些小故事。我也说过，关于这个故事，在人类科学发现的过程中不多见，人们会经常回来提起它。我写那篇博文时，有几点想法：1）对弗兰克林和她在DNA结构的发现过程中，女性科学家的地位有些感叹。2）思想的价值－没有做实验的人，是否也能做出重要的发现。3）研究的及时发表，不要等到完美，也不可能等到完美，这是个竞争激烈的世界。4）尊重别人的工作，没有必要把一个发现的所有功劳都算在自己的名下。
读Nature报道的这些信件，又有一些想法。1）Nature这个刊物，作为一种权威性的科学发现的传播窗口，已经有了些年头，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2）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中，弗兰克林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因为癌症去世早，没有得到很可能得到的诺贝尔奖，让人遗憾。弗兰克林首先意识到，当初沃森和克里克的DNA“三链”结构是错误的。从克里克的信中，可以看出弗兰克林的研究的重要性。Nature文中，克里克是这样说的：“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she [弗兰克林] might consider turning over the experimental data to Pauling. This would inevitably mean that Pauling would prove the structure and not you.” 这段话说明，克里克当初是知道弗兰克林的研究结果的，也知道其重要性。他意识到如果弗兰克林把她的研究结果展示给美国化学家鲍林，那么，整个发现的结局可能将会改变。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弗兰克林的研究的重要性。3）在科学发现的道路上，也有很多的人丢失了自己的机会，弗兰克林也许是其中之一。沃森和克里克的那篇短文在Nature上发表了以后不久，Wilkins在给克里克的信中说：“The crystalline data is clearing up nicely. To think that Rosie [弗兰克林] had all the 3D data for 9 months & wouldn’t fit a helix to it and there was I taking her word for it that the data was anti-helical. Christ. ” 这段信和其它的一些相关信件内容，说明至少两个问题：弗兰克林的同行，也体现出了一些今天人们认为的非专业的说话口气，表现出了一些性别歧视的味道。其次，虽然弗兰克林得到了一些关键的实验结果，但她并没有能、或者说没有正确的解释这些实验结果。这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对同一个实验现象，同一个研究素材，同一个观察结果，同一个材料，会有不同的解释，得到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取决于科学家的经验、思维方式、对问题的熟悉和把握，看问题的角度，等等。一个重要的现象，可能会因为处理它的学者的思维和见识，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把重要的东西忽略，把不重要的东西翻来覆去的去讨论。但是，即使弗兰克林本人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但她的实验结果却是实在的，对沃森和克里克来说，它就是证据之一，这就是对科学很关键的贡献了。
我在写上一篇博文时，提到觉得沃森和克里克当初发表文章时有点赶，文章写得很简要粗糙。这些信件说明，当初他们发表文章时，确实在赶。但他们也达到了一个发表文章的临界点。所以，他们的结论没有不成熟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重要研究内容的发表，一定要只争朝夕，不能拖。从克里克的那些信件里，可以看出科学竞争的过程中，不都是风花雪月的浪漫，也有不少让人难受的激烈竞争语言。说到最后，我仍然觉得弗兰克林对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的贡献，也许没有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她真的也该是那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之一。遗珠之憾。

Nature 文章
1.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67/n7315/full/467519a.html

清歌一曲月如霜

一位医生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是镌刻在撒拉纳克湖畔(Saranac Lake)的E．L．Trudeau医师的铭言。
撒拉纳克湖(Saranac Lake)位於萨拉纳克和圣里吉斯(St. Regis)湖群附近，濒临小弗劳尔(Flower)湖,是美国纽约州东北部村庄和四季游览胜地。此地原为一伐木村镇,1884年该村设疗养院后，成为著名的结核病户外治疗中心。 这些改变，都缘于E．L．Trudeau。
美国医师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1848-1915），在其兄长死于肺结核病多年后，1873年被诊断患了肺结核，分析可能照顾其兄长的关系而得到该病，在当时医药界尚不清楚，这种病是如何传染的（1882年才发现该菌）。有趣的是每年Trudeau会到纽约郊区，住在史密斯旅馆（Paul Smith Hotel），夏季他会在此打猎与垂钓，在得到患肺结核后，依然来此渡假休养，但在渡完假之后，他依然精神焕发，病情有非常大的改善，这点令他非常惊讶，由此体会出肺结核是可治愈的，如果再加上新鲜空气、良好营养、以及温暖阳光情况会更乐观。三年之后，亦即是1876年他举家搬到临近纽约撒拉纳克湖边（Saranac Lake, New York）的小山谷，三年之后他就已康复了。并于1884年在此建立治疗肺结核的疗养院Adirondac Contage Sanatorium，这是美国首座的肺结核疗养院，每座红砖瓦房屋只有一间房，称为「小红瓦」（Little Red），这种建筑方式也沿用到后续的肺结核疗养院。在其治疗之中最具盛名的要算是名作家Robert Louis Stevenson（治疗期间为1887至1888），1893年作家独生女Chatle Stevenson死于肺结核，两人开始思考建立研究机构，由Trudeau筹组，1940年实验室成立致力于肺结核之研究。至此大约有四百所结核病医院或结核病疗养院，在美国各州成立。当Trudeau死亡时，其疗养院因而改名为杜鲁道疗养院Trudeau Sanatorium，随后因患者渐稀少而于1954年关闭，在1964年位于下色拉尼可湖，开了一家名为Trudeau Institute，它是Trudeau孙子Francis B. Trudeau, Jr.所建立的世界级专门研究免疫学与传染病学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