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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抗击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时留下了数千间防控传染病的先进病房,且部分医学专家表示埃博拉病毒天生脆弱,不太可能在拥有现代医疗设施的地方蔓延。直到最近,亚洲的许多医生都很少关注该疾病。
但两周前,当达拉斯的两名护士,以及马德里的一名护士,在护理从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期间患病时,这种自信——有人说是自满——被戳穿了。亚洲各地的政府和医生眼下更担心了,害怕如果感染者开始从非洲飞抵这里,亚洲人口稠密的都市和城镇可能会很容易受到冲击。 “美国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大吃一惊,”香港医学会(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会长史泰祖(Louis Shih)说,“之前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觉得不用担心,但现在医学界很警惕。” 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周在网上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对来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的数据进行了研究。数据涵盖了今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以及去年,从西非埃博拉病毒蔓延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起飞的航班。分析报告发现,在从这些国家出发的乘客预计前往的目的地中,前九位中有六个是非洲其他地方。其余三个均位于欧洲,分别是英国、法国和比利时。 但第十大目的地是中国,印度居于第十三位。(周五通报首例埃博拉死亡病例的西非国家马里位居十一,美国位居十二。) 排名前二十的目的地中没有其他亚洲国家,并且亚洲目前尚无公开确诊的埃博拉病例。 中国和印度两国的高官在仓促地筹备各自国家的医疗系统,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病例。在印度,负责卫生、民航、航运和其他相关事务的最高官员在10月16日举行了会议,制定协调计划。而在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已要求全国的医疗机构在本月底前提升防控感染的预防措施。 “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埃博拉,”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裴伟士(Malik Peiris)周五在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资深医生和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之后说。 裴伟士最有名的事迹是在2003年抗击SARS的行动中充当了领导人物。他表示,亚洲和西非之间的航班和贸易格局意味着,该地区的五座城市处在防止埃博拉扩散的前沿,它们分别是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中国半自治的城市香港,以及印度的孟买。 在应对埃博拉方面,中国内地和香港有一项不同寻常的优势:应对2003年SARS爆发的经验,以及后来处理罕见变种的人流感和禽流感病毒爆发的经验。香港、广州、上海和北京均做出了应对,对医院做出大笔投资,配备了最新的感染控制器械,其中很多器械是中国制造的。 比如,在SARS爆发伊始,香港仅有几十张专门供高度传染性疾病患者使用的病床。在过去十年的建设热潮中,这类病床的总数已经增至1400张。每天,流感或其他传染病的患者使用的病床不到100张,其余病床的使用者是患其他小病的患者,但它们均可以在临时通知的情况下,用于控制严重的传染病。 香港的特殊生物隔离病房里,每间病房只有一张或两张病床。建造这种病房时,考虑的是可能会再爆发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所以其特点包括负压和室外排气。但在应对像埃博拉这种通过体液接触传播的疾病时,这些特点没什么价值。但裴伟士说,香港的每一个专用隔离室都还有一个前厅,用来安全地穿脱防护装备,因此非常适合应对埃博拉疫情。 西班牙政府曾允许一名携带埃博拉病毒的本国公民回到马德里接受治疗,这个决定引发了该国卫生专业人士的批评。不过史泰祖估计,如果香港居民需要从非洲回到香港接受专业的治疗,应该不会遭到香港医护人员的强烈反对。“如果有很多人表达反对,我会感到意外的,”史泰祖说。 在SARS爆发期间,尽管有数十名医务工作者感染、七人死亡,但是香港的医护人员仍然坚守岗位。香港市中心一所公园的纪念园里,后来还为殉职的医护人员树立了半身铜像。相比之下,台湾在SARS爆发期间暴露出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当时,台湾有医务工作者拒不到岗,也有人通过其他手段,拒绝为SARS患者提供治疗。 “我们拥有应对SARS的经验,我相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相比,香港的医生对于防护器具更加了解,”史泰祖说。 在中国东南部的商业中心广州,人们一直格外担心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因为这里是广交会(Canton Fair)的举办城市。广交会每年举办两届,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博览会。每届展会可吸引20万名国外的采购者,其中多达十分之一来自非洲。本届广交会将从10月15日持续到11月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工作人员一直在对参加展会的人员进行体温筛查。 尽管中国内地的大城市都拥有先进的医疗设施,上海的医院尤为先进,但中国其他地区的医疗设施要落后得多,农村常常设施简陋。来到中国的非洲买家及其他商人往往待在大城市,但是在非洲还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务工人员,他们每年都会回国休假。 许多工人到海外是为了躲避中国农村的极端贫困,回国后也会直接回到村里。中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对旅客进行筛查,但并没有对从非洲返乡的中国工人颁布全面的禁令,或采取隔离措施。 工人们回国的高峰期是春节,也就是明年的2月中旬。 SARS和流感的爆发曾促使中国对传染病防控设施做出了大笔投资,而印度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两种传染病的影响。但裴伟士说,如果埃博拉病毒抵达印度,将比在中国更加难以控制,进而构成更大的挑战。 印度目前仍在艰难地应对登革热的爆发。这种靠蚊子传播的疾病在印度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柳叶刀》对航班信息的分析文章显示,印度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还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此外,印度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量也不及中国的五分之一。 埃博拉在亚洲任何地方大范围传播,都会酿成一场人道灾难。但即使只有少数病例,也会在这个严重依赖贸易的地区引发经济动荡。 10月20日在香港发表演讲时,长期专注于中国与中东及非洲贸易关系的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警告说,亚洲特别容易出现疾病爆发的情况。他说,目前有非常多的亚洲人在海外工作并定期返乡,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商务旅行者都会来到这里,尤其是中国。贝哲民是香港咨询公司丝路顾问公司(Silk Road Associates)的董事总经理。 “这个地区特别容易出现大流行病,”他说,“因为乘飞机出入该地区的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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