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之后，不再有诗——512十周年祭

成都PSD

汶川之后，不再有诗——512十周年祭 原创 新钱 作者 老左 5月12日凌晨，00:09分。 从出租车上下来，收到了一张前同事传来的照片。才想起来，今天已经是512地震整整十周年。 创业狗，一直都忙的没时间回忆。只是前几天隐约感觉，好像又快到512了。 年代久远，记忆本已模糊。但这张照片，还是有点扎心。所以这个季更账号，又多了一篇叨逼叨的回忆。 一、媒体 这张图片我丢到了朋友圈里，加了一句话，“磊总深夜传图，神州依然有歌乎”？ 大V三表哥点评二字——致敬。 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觉得媒体担得上“致敬”二字。并不是说，这是新闻人的义务，而是说，汶川整体的报道，按照专业主义的要求，99%都是不合格的。只有南方周末《汶川九歌》一组报道，让我觉得，中国新闻界没把脸丢光。 当然，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观经验的不足，也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离“致敬”二字，依然有点远。 至少我没看到有记者真的牺牲，倒是有记者害的救援人员遇难。 我也没有看到太多扎实的报道，反而看到许多记者成了主角。 就说个好玩的故事吧。2008年5月18日，我在汶川县城，晚上四川电视台预警说可能有较大余震。我们一帮住在汶川县政府帐篷里的记者，就有人炸了。说是要连夜出走汶川，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我说这里四周都是空地，再怎么震你也是安全的。你现在晚上要出去，必须走山路，一个泥石流可就挂了，救都没法救。 然后这哥们居然冲过来要打我，说你想死这里就死这里，我不想死这里。 你看，媒体人可以傻逼怂包到这种程度。 到了去年512，当时也在场的一位南周记者朋友圈发了一贴，说当初那傻逼，如今反而在朋友圈炫耀自己的经历。 当然，奇葩到这种程度的也就仅此一例，大部分人都挺正常的，而且也有我钦佩的，妹子。 当时帐篷里还有一四川电视台妹子，进汶川县城比我们还早。那时候，从马尔康进汶川县城的路，还真是有点险的。因为山路上没事就掉个石头啥的。一路开进去，都有哨兵远远望着山头，然后分段放行。这姑娘几乎是第一个抵达汶川的外部记者，冒的风险，比我们后面的人大多了。 后来看四川电视台纪念节目，看到她也作为记者代表上场了。说话也都挺朴素，既不夸大困难和危险，也不搞央视范儿的煽情。反正，印象挺好。 至于我自己。我只是遵循了记者必须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原则，极力扎入灾区的信息盲点。 当时灾区几个区域中，只有茂县没有任何消息传出，一批伞兵跳下去之后也没了音讯，谣言说他们已经全部牺牲。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解决信息不对称是我动物性的本能。 5月19日，也就是头七那天，我不顾县政府和部队人员的反对，一个人从汶川县城往茂县去了。 二、误解 本来以为，需要费一番周折才能进入茂县，但事情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我从汶川县城搭了辆当地农民的车一路进去，一路颠簸着到了一个路口，老乡就把我搁那了，指了个方向，说你走过去吧。 走了大概也就十来分钟，看到“茂县救灾指挥部”几个字，歪歪扭扭，写在一个帐篷上。进去一问，茂县貌似没有大问题，至少损失比汶川和北川都要小许多。 当初进汶川县城也是硬闯的，进去之后发现县城损失比映秀小许多，现在看来，茂县也是如此。然后我也就放心了，我的一线采访也基本就告一段落。 直到那个时候，我都还以为，在现场的记者是最了解灾区的。因为汶川和茂县的情况都说明，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若干天后，回到上海时，才发觉当时在现场的记者，好像是最不了解灾区的。 那时才直到，这已经是全球瞩目、前所未见的一场大型直播。而后方的观众们，借助无数记者、无数镜头，可以了解多个灾区的实时动态。 观众对灾区的了解，比我这种靠双腿和双眼采集信息的记者，要多得多。 然后我也理解了当时前方记者和后方编辑部的业务冲突，因为编辑部觉得前方记者的信息，没有他们全面。前后方也都没有经验，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想象，后方编辑和观众看到了什么样的灾区。偶尔瞄到电视重播画面，觉得很陌生。 我后来又认为，还是一线记者的见闻更有说服力，后方观众看到的，是事实，但并不是真相。 他们对灾区有着长达十年的误解。 三、真假 在汶川县城的第一天，我是蹭的部队的帐篷。 第二天一早，该部旅长和我发了个小牢骚，大意是现在救援衔接不是很流畅，很多人都是在作秀，苦的还是老百姓。 我没好意思追问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可以肯定，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救人的任务已经基本到位，最多只是物资流通上的瑕疵——这在当时的场面下，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后来看到电视，我又觉得，貌似他的吐槽不无道理。毕竟镜头有点太多了，说直白点，宣传的味道有点儿浓。 人命关天、举国悲情的情况下，再苛刻的人也不能指责什么。这似乎是一场战争，一场大型的宣传能够提升动员效率，对灾区功莫大焉。 我是认可这一点的。但宣传毕竟不是真相，这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 在进入汶川县城之前，我和同事赶到了震中映秀。后来感动千万人的救援奇迹，是在几天后才直播的。 在我们抵达的时候，映秀的部队还不多。而且缺乏大型工具，无法施救。 大型工具，我们徒步进来时是看到的，甚至帮忙抬过，实在太重了。而士兵们突击进入震中之前，至少徒步了24小时。他们真的也已经尽力了。 我问了一下当地的老师，他们说大部分学生，是老师和家长第一时间用手扒拉出来的。然后她指了一下漩口中学，说部队正在那边救人。我过去看了一下，没有大型工具，靠士兵去抬石头，真的是很慢的。而且那几天余震依然很凶猛，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救援效率可想而知。 总之，我询问的那位老师很绝望。至今我都记得她坐在学校的台阶上，一边煮面一边哭的样子。这个场面在我心里压抑了很久。 这就是大型设备和电视转播进入映秀之前的震中现场——没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大部分人是本地人自己救的。 电视镜头里的真实，至少不是全貌。 有兴趣的可以统计一下部队救援出来的人数，和本地居民救出来的人数。再统计一下电视镜头分别给予二者的时间。 数据会比我们的眼睛和感情更客观。 四、复杂 当然，我所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之一角。但不管怎么说，事实或真相，在这个全媒体、大数据的时代，都还是很容易把握的。 比真相更复杂的，是人本身。 至今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在灾区的三周里，我一分钱都没有花过。在我眼里，灾区人民，才是最可爱的人。 从上海飞成都，出机场打车，成都司机听说是来灾区的记者，就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第二天凌晨，从宾馆去都江堰再去映秀，司机也分文不收。而且全程义务接送跑出来的灾民，往返多次，不眠不休。 政府、部队、志愿者的关系，也异常融洽。从成都去马尔康去汶川县城的路上，一路都是各基层政府的补给站，第一次看到政府为志愿者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 在茂县一个没彻底塌完的房子里采访副县长，一波余震袭来，我扭头就跑，领导倒是不动如山，红肿的眼睛泛着疲惫的微笑，“没事，小震，而且反正我也已经累的完全跑不动了……” 可以说是最残酷的灾难，最温暖的人情。我从未见过如此真诚的领导，和温情的国人。 前面说到我从汶川去茂县，搭的当地农民的车。那是个四座小车，车上一共坐了将近10个人。直到现在我都没法想象，这么小的车怎么塞进这么多人的。反正就是塞进去了，而且没有任何人有怨言。 只记得有个年轻人身上摞了两层小孩…… 一直到第二年，地震一周年回访时，当地司机看到军人搭车，都是拒绝收钱的。军人就是恩人，绝对不能收钱。 这是天使的一面，自然也有魔鬼的一面。 进入映秀的第一天，就看到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抢着上冲锋舟，想急着跑出灾区。被维持秩序的军人喝止了。 在汶川县城，饥饿的灾民在方便面到来时，秩序有一度失控，也是军人维持着秩序。 在茂县，也见到有健康的青年人，想装伤混上运载伤员的直升机。那飞机还是某军区司令员视察时的座机…… 这些都好理解。 第二年，重返映秀，被镇上一个当地司机狠宰了一次出租车。我说要投诉。他说反正他全家人都不在了，什么都没有了，随便你投诉。 再后来，听说某灾区某领导因为贪污被抓了，我们这些在灾区的记者听到了，一阵摇头。 再后来，四川省委副书记也被抓了。当时他来汶川县城视察的场面，还上了央视。当时镜头就在我旁边，这是离我特别近的一个大官儿，救灾先锋，反正就被反腐了。 再后来，灾区重建差不多了，世道人心似乎也就没那么温情了。一切都回到了……常态？ 五、国家 国家总动员终于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被大众广为接受。 每逢灾难，部队官兵奋战的镜头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电视上。经过汶川的极端考验后，政府官员应对确实更迅速了，救援行动也越来越高效。 玉树地震的时候，部队、政府的资源和效率已经足够，已经不需要志愿者了。但是灾民和部队、政府的关系，似乎也不再是水乳交融，而是泾渭分明。 到雅安地震的时候，救援资源更是已经过剩，乃至媒体去灾区是不是添乱，反而成了微博讨论的议程。尽管雅安地震的烈度和救援难度，都是相对轻很多的一次。 总之，在我个人看来，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这场大地震，绝对比当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它更像是当下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演习。 十年之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场面依然雷同，但那些不分官民、鱼水之情的场面，却已经成了绝响。 对了，我还一直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2008年5月19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全国鸣笛默哀的时候，我在汶川县城，一个军医的帐篷外面，痛哭流涕。 军医和护士停下手中的工作，取下军帽半握手中。一半是肃穆，一半是哀戚。 现在回忆起来，在那场哭泣里，我似乎掺杂了太多的情绪——灾区群众惨烈的遭遇、作为媒体人的无力感、四川人民义气的性情、难得一见的官民同心、万里救援的吾土吾民、以及眼前军医真诚的默哀。 或许还有汶川县城挥之不去的灰尘，以及灾区多日的极度压力和疲惫。 总之，年轻的我从未在那么短时间里，密集遭遇那么多互相矛盾的复杂情绪。种种情绪在哀悼日的那个下午，得到了尽情释放。 之后的十年里，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过。 六、媒体 是在哭完之后，我才执意一人去了茂县。发现茂县无大碍之后，我向领导汇报了这一信息。 两天后，丢给我开头那张图片的磊总，搭着飞机去茂县找我。但当时茂县的伤员已经运完，我已提前搭飞机飞回成都。 磊总搭过去的那架飞机，机长的名字叫邱光华。数日之后，邱机长在气流多变的汶川山中因公牺牲，被授予烈士。 一周后，我又奔向了绵竹。在富新二小震成碎片的“教室”门口，听到了家长的哭声。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朱红军。我们质疑校舍的质量问题，现场专家说我们不懂建筑不要乱说话，等他们的权威结论。 质疑校舍质量的文章发表后，我们第三次收到了撤离灾区的通知。在灾区呆了三周之后，滚回了驻地。 一年后，我重返映秀，在邱机长的碑前点了两支香烟。不懂建筑的我们，没有看到富新二小的权威结论。 两年后，重返映秀，参观知名企业的重建项目。 三年后，重返映秀，参观地震博物馆。 五年后，重返映秀，参观特色小镇。非常漂亮，简直有点像欧洲。 第五年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媒体。当年一腔热情，直奔灾区的记者，还在做新闻的，估计不到十分之一。 现在，“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一个不太受人喜欢的名词，已经不太有人说起。当然，我也不认为，现在还有媒体。 磊总后来去了阿里巴巴，身居要职，每次去北京，都会开着他的路虎来接我。朱红军去了蚂蚁金服，负责品牌相关的业务，工作比在《南方周末》还忙。 我则开始持续创业。虽然很多人说创业很残酷，但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尤其是每年5月的时候，觉得创业再大的压力，跟汶川那几万条人命相比，简直不是事儿。 至于图片那份报纸，叫做《21世纪经济报道》。报纸上那段话，是当时的副主编写的。 他引用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的名言，“奥兹维辛之后，不再有诗”。却仍寄望汶川之后，依然有歌。 但现实却是，奥兹维辛，就是奥兹维辛。而汶川十年之后，也不再有诗。